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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军：1980年初，您的一批万字文章连续被国内有影响的刊物录用，请您谈谈您的这些文章当时的情况和影响力。 朱德发：我的第一个小册子《五四文学初探》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写的。当时写了大概七八篇文章。这些文章在那个时间就投向全国了，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办了三个大刊《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丛刊》《鲁迅研究》。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很活跃，办了有全国影响的期刊。再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当时我发了七八篇大文章。我的小册子在1982年也出版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学校的学人，发了这么多文章以后他们很诧异：“这是哪个地方的？”还查我是不是名牌大学的科班出身，当时有的人是很讲这些的。 张丽军：有人提到您有一种五四情结，你能谈谈吗？有一次我听您讲，看见山师文化东路上刻了二十四孝图您非常生气。 朱德发：后来的思考是有些问题在《五四初探》《五四文学史》中并没有从学理上讲清楚，我就换一种视角，查了一些史料又进一步的把它讲清楚。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方法论的成熟、新的史料不断出现，我的分析也不断调整，所以我有些想法又亮出来了。实际上，我所有的研究文章自我矛盾的很少。一般都是自我观点的细化、补充，自我否定不是很多。你不能总是对自己的学术之见变来变去吧？ 五四文学是我初入学术之门的地方，那一批在重要刊物上发表的万字文章可以说奠定了我这一生献身学术事业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对五四文学的生命体验与理性感悟，使我的文化人格里注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增强了“诚”与“爱”的人性内涵，提升了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激起了学术生命的爆发力。这些经历和生命体验也可以说在我的学术生命中凝成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五四情结”。二十四孝图有些东西是可以重新评价的，但是有些东西是糟粕。 真学者的英雄情怀 张丽军：您对英雄形象和英雄叙事有着深入的研究，我想您内心一定也是有这种英雄情怀的。请您谈谈这种英雄情结。 朱德发：我出生在战争年代，而且以后看战争文学也比较多。我觉得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它应该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没有英雄就不可能有辉煌的时代，不可能有辉煌的历史。尽管不能说英雄创造历史，但是至少英雄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也就有这么一个英雄情结。有这个英雄情结，和长期看这些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渗染影响有很大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主编一本《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我们这个时代正需要英雄。每个领域都需要英雄，要为理想而奋斗！即使个人主义英雄也总比没有英雄好，比那种麻木的、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的要好得多。没有英雄情结的话，你就不可能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很多的成就。知识分子的探索精神和争强好胜精神都是英雄情结的外在表现。怎么不需要英雄呢？不光是革命、战争需要英雄，平常生活中也需要英雄。 现在我们的英雄太少了。大家没有那种英雄气了，都愿意过着安安逸逸的日常生活，过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这样什么壮丽宏伟的事业也搞不出来，世界怎么发展啊！ 张丽军：您对学术的热爱非常令人敬佩，您一直在探索。几十年来您一直著作不断，最近由您和魏建教授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也出版了，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请您谈谈是什么让您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活力？ 朱德发：因为现在学术已经注入了我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价值根基，也是我生存的一个方式。学术生命应该是知识分子去除生理生命以外最重要的东西。知识分子就是要搞学术研究，要追寻学术事业。学术的根本就是追求真理。现在中国真的东西太少了，越是现在越需要我们这些搞学术的人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价值根基，作为自己的根本追求。 真学者不只是把致力于学术研究当成其生存方式或价值根基，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而且应该树立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治学的坚定信念。真学者要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既不怕受冷落也不怕遭围攻，为了探求学术真理哪怕献出学术生命也在所不惜。真学者就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命。现在真学者太少啦，买巧儿的、耍嘴的、抄袭的，搞假冒伪劣的这些学者现在还少吗？ 张丽军：请谈谈您的文学观和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思考。 朱德发：我一直在研究中坚持文学就是一种人学的信念，探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学，怎么样和人学联系到一起，人学在文学当中是怎么体现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离开了这个问题，文学就讲不清楚了。文学的特质就是人学，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这是一个很难言明的问题，可能和古希腊那个“认识你自己”的命题一样，是永恒的。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我们自己，研究透了吗？这就如同作家一样，是在用不同的作品在呈现自我，这个问题我们还没研究透。我一直抓住这个核心问题不放，但现在也没搞清楚。人如果一下子就能认识透了那就不叫人了。越是认识不透的人，说明他越深奥、越神秘、越复杂，所以人学理论对研究文学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学术上有这样几个关注点。一是对文学史的研究。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学者，你必须有自己的史学建构。因为史学建构是一个总扼，它体现了你的文学知识结构，也能反映你的批评水平，还能反映你的建构水平。所以文学史研究一直是我比较关注的。从通史研究到断代史研究、专题史研究我都探索过。专题史如中国情爱文学史，中国山水诗、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等。再就是通史研究，从1978年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到现代文学通鉴，大概我主编了十几部，每一部都有突破或者创新，没有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的。另外就是断代史研究，《中国五四文学史》就是断代史，这是第一部，现在也还是第一部。所以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是我这一生研究中关注的一个核心点。 其次，除了文学史研究，在文学史书写的基础上研究文学史学，建构现代文学史学，文学史理论，这是我近十几年注意的一个重点。另外，文学思维学的研究。文艺思维学有不少成果，但是能和现代文学史联系起来的文艺思维学就很少。再就是文学流派学的研究我也写了不少论文。这两个重点都是我关注的，一个是文学史的建构，一个是文学史学的建设。 第三是研究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学怎么演变成现代文学，这里边有没有必然性，它内在的逻辑、内在的机制、内在的精神也是我关注的。我一直不同意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和中国的古代文学发生了断裂、断层这个观点。我觉得现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中国的文学革命不能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比较研究。文学革命就是文学革命，就是胡适讲的当文学按照自然规律向前演进的时候，它碰到了阻力，需要大家推一下。大家把它推一下，这个坎儿也就过了，这就是文学革命。我在很多的文章里面都提到过这个问题。这是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 第四，我重视文学大家的研究，一个鲁迅一个茅盾。我研究的起步是从解读经典文学开始的，先解读一些经典的文本，像《狂人日记》等。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不是有个名作欣赏吗？它约我的稿子，就是广播稿子。就从这儿开始，我对一些经典作品进行赏析。一些学界没注意的但是很有影响的作品我也给解读了。另外对当代的一些情爱文学作品我做了一些系统的解读。 第五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这也是我关注的重点。作家论我只写过朱自清的。我的文学流派研究在90年代好像影响比较大，中国20世纪文学流派研究汇成一本专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