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佩甫：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 刘秀娟 记 者：《生命册》是您“平原生态小说”系列的收官之作。您自己如何看待这部作品？与《羊的门》《城的灯》相比，您觉得更多的是延续还是超越？ 李佩甫：“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段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平原”的生态。我说过，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就此，《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这三部长篇组成了一个“平原生态小说”系列，或者叫做平原上的“植物说”。 《羊的门》写的是客观，诉说了土地的沉重及植物生长的向度。《城的灯》写的是主观、是逃离，是对“灯”的向往。《生命册》写的是“树”，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和“土壤”、“植物”的丰富性。通过“树”的成长史，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写了一个人50年的心灵史。三部作品是递进关系，是一次次的发问，是三部曲。《生命册》的宽阔度、复杂度是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次关于“平原说”的总结。 记 者：《生命册》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又是面对剧烈变化的时代，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伦理，都在一个打破、迷茫、冲突、重建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它必然是很难的。写作中主要的困难有哪些？ 李佩甫：一是时间的跨度大。写了50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写的东西太多，我几乎动用了一生的储备。二是结构方式有难度。采用第一人称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过滤生活、裁剪内容方面是很费心的。我采用的是分叉式的树状结构，从一风一尘写起，整部作品有枝有杈、盘旋往复，一气贯之，又不能散。我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切入，以气做骨，在建筑学意义上也是一次试验。三是语言的难度。长篇小说需要独特的、文本意义上的话语方式，为找到开篇的第一句话，我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我一直认为，文学语言不是语言本身，它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综合表达。所以，直到我找到了开篇的第一句“我是一粒种子”时，才真正找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方向。 记 者：“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这句话的确让这部小说开头就“响了”。包括在之后的叙述中不断出现的“背着村庄行走”，“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等等，都透露出与乡村无法割舍可是又回不去的无奈与悲哀。这是中国人在这个急速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复杂、非常典型的情感状态。您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但从您的作品中却能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以及从个体经验出发去把握社会普遍性情感的努力。 李佩甫：在大变革时代，有大量的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这对他们来说是连根拔起。这是一个背负着土地行走的群体，是一群失迷于城市高楼间的群体，是无根的漂泊，也是一种可怕的精神冶炼过程。就像书中“我”说过的一句话：“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不知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但是，“过程是不可超越的。我们还是要相信时间”。 只有拉开距离之后才能看清家乡的那些人和事。时间和空间，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有人生阅历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拉开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就不可能看清楚生你养你的这块土地。 记 者：小说有一种强烈的、紧张的冲突感，主要是时代的“巨变”与民间大地的“恒常”，您是不是在思考、寻找现代人的精神安放地？ 李佩甫：应该说中国作家生逢其时，遭遇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巨大的变化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使人失重。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文学的大繁荣时期，这期间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好像文学这只“鹿”就在眼前了，眼看着就要逐到那只“鹿”了。可走着走着，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标，一切都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了：消费、娱乐、碎片、快速……这对文学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作家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时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如果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先导，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