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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品的评价。对同一个作家或同一部作品的评价大相径庭，原因自然复杂多样，但究其主要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不同的视角差异。在前线或后方、在根据地或亭子间，地域环境不同，阅读作品的感受不同，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结果也会不同。二是派别不同的认识差异。在当时以至后来一个时期，中国文学界也包括进步作家组织，既有受文人相轻的传统劣习影响，又有受宗派主义影响，把人际交往中的亲疏恩怨带到了对作家作品评价中，不能实事求是。三是标准不同的审美差异。大敌当前，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最需要什么？衡量文艺作品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分歧在于战争文学特别是战争进行时的文学，要不要把巩固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敌的战斗力作为惟一正确的标准。正如丁玲为《红军中华副刊》写的编后所言：“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当然，身处火线的作家不可能像在大后方那样从容写作，只有在战斗间隙采访，深夜坐在火边写作，直接而简练表现战地生活。对此却有着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文学性、时代性的获取，不免要以文学性的部分丧失为代价”，“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这个新文学运动里的顽症，由于战争以来政治任务过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滋长了”。丁玲坚持认为，“新文学的花朵是染着烈士们的鲜血的。”地处卫国战争前线的苏联作家，与丁玲的态度高度一致。“在战争的路上仓促写成的，用飞机运送的千百篇素描紧接着前线的事变立即出现在各地报纸上，诗和文章在战争最艰苦的时日号召同敌人斗争，描绘出苏维埃军队的英雄伟绩。”肖洛霍夫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作家更多地对社会负责，还是更多地对艺术负责？”他回答：“对社会负责。艺术也是为社会服务的。”岁月斗转星移，历史回声犹在耳边，值得我们在今天认真反思。 关于文学记载。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对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作品评述是不够的，这与大批进步作家奔赴抗日前线的斗争历史和文学实践是不相符的，像丁玲在抗日前线创作的小说、散文都未在文学史中给予应有的重视，如果这是因为作品艺术上有些简陋或粗糙而在文学史上“缺席”，是不是该反问史家们自身有什么“缺失”？看看苏联或俄罗斯的文学史，他们是怎样满怀激情赞扬奔赴卫国战争前线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许多东西还是苏联作家急匆匆间写就的，许多东西还没有澄清，但是他们的书籍却都散发着那确立多年和平发展的时代空气。”“但就是在这段时期中间所写作的东西里，苏联作家也替将来保存下对于当代巨大历史事变、对于为拯救世界脱离法西斯党徒所带来的黑暗而斗争的一代英雄主义的活的概念”。对比之下，我们作何感想？面对那些不惧流血牺牲站立在斗争最前沿的前辈作家，我们应从他们身上感悟并传承什么，这或许是文学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需要做也最有实际意义的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