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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华各族儿女精诚团结、同仇敌忾的历史，故而与之匹配的，抗战文学也有中华各民族作家的贡献和参与。尽管先前学界对少数民族的抗战文学研究甚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书写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滞后性。如果我们摊铺开历史的褶皱，将那些散落失忆的细节搜寻打捞起来，或许会惊讶地发现，抗战文学的版图因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新体认而得到延展。这里仅以回族为例，对其不同阶段的抗战文学成绩进行梳理，以期对中华多民族抗战文学的评估维度有所补益。 创作之基：回族抗战斗争的丰沛实践 “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此言出自鲁迅先生1932年12月2日致友人许寿裳的一封书信，所谈背景虽与时局相关，却是这位文化巨匠对当时尚显边缘的回族群体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关系的一笔点睛素描，至今常为回族研究者所引用。确乎如此，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回族儿女总是勇于为祖国冲锋陷阵。“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军爱国官兵中即涌现出杨登举、吴松林等回族抗日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指引下，华北大地出现了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和刘震寰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有“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之誉；在正面战场，抗日名将白崇禧参与指挥过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数次战役，麾下前赴后继者多有回族官兵；在西北大地，也出现了以回族士兵为主干的青海骑兵第一师、宁夏八十一军两支抗日部队，分别开赴豫皖战场和绥西战场；散居全国各地的回族民众，更是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义理，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之胜利注入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如上波澜壮阔的“抗战动作”，必然也在有正义感的回族作家笔下留下了众多昂扬着时代先声的作品，使回族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闪现出一段与抗日救国水乳难分的感人片段。概括地看，与抗日战争同步出现的作家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白平阶的小说《跨过横断山脉》《古树繁花》、沙蕾的诗歌《瞧着吧，到底谁使谁屈服》、马宗融的评论《抗战四年以来的回教文艺》，以及穆青的通讯《雁翎队》、桂涛声的歌词《在太行山上》、李超的话剧剧本《湘桂线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时期，主要出现了薛恩厚的戏剧剧本《苦菜花》《沙家浜》、马融的电影剧本《回民支队》等。新时期以来，则又以马国超、马自天、马德俊、马连义、白山、杨英国等回族作家为代表，诞生了一批正气凛然的抗战之作。 一般来说，抗战文学的发端并非1937年“卢沟桥事变”，而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以“东北作家群”为先驱开始了丰富的实践。东北地区虽以汉族为主体，却也是满、回、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这其中，满族在抗战文学的最初实践中作出了极为卓著的贡献，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名作。与之相比，东北地区的回族却未能在抗战初期出现与之匹配的文学实践。解析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回族的失语，而是应历史地看到黑土地上的回族，其人口构成主要来源于自山东、河北闯关东而来的难民，多以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农民为主，他们逃难而来，漂泊于此，多散居城镇底层，与东北大地上世居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文化构成存在先天不足，文学创作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是何其奢侈。因此，这里所谈的回族文学中的抗战书写，主要出现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