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林海雪原》初版，关于创作缘起和艺术虚构等问题，不断复述与改写。在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一批创作谈中，《林海雪原》落笔的感情基调是“纪念”。曲波动情地讲到1955年2月春节前的某个夜晚，冒着大雪回家，看到酣睡的妻子和孩子，竟负疚地想到，“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这种负疚感迅速升华为幸存者要为革命先烈树碑立传的责任感，即“我在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曲波：《关于〈林海雪原〉》，《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他还特别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并以此为依据，自觉承担起用“历史/小说”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工作(曲波：《机智和勇敢从何而来》，《中国青年》1958年10期)。 有趣的是，当20世纪80年代再次谈及创作缘起时，曲波增加了一段个人史。真正引发创作欲望的是一次人生挫折。20世纪50年代初曲波还在齐齐哈尔车辆工厂任党委书记时，因为反对“一长制”被批斗。“战争年代，自己算得上一个善战者，进入工业部门，年刚26岁，苦学实干的锐气，4年中也颇得上级的嘉奖。只因对一个重大问题的见解，和当时东北最高领导、次高领导们的意见有分歧……把我和几位相同观点的同志，足足斗了一个星期，并且是上下密布、石头、稀泥、棍棒，没头没脑地砸下来”，“人卑我，我自卑，凄凄惨惨，数日不能自拔”。当朋友家人的鼓励都无济于事时，回忆成了良药，是那段英勇无畏、与战友生死与共的“黄金时期”，扫除了曲波的懊恼(曲波：《卑中情》，《山西文学》1983年6期)。曲波的妻子刘波后来回忆说，曲波最初是在检讨书上列出了一串战友的名字。“当时，很苦恼，七情除喜外，六情都有。每逢佳节倍思亲，回忆当年，回到战争的年代，津津有味。我想我能不能写成一本书呢？”(曲波：《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山东文学》1981年9期) 因创伤而怀念，在和平年代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段“红色经典”背后颇有些暧昧的个人记忆在新时期迟滞发表。就像茹志鹃在20世纪80年代重述《百合花》的创作缘起时，提到“反右派斗争”中“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尽管两篇小说的美学风格截然不同，但在“人与战争”的普遍命题下，《林海雪原》并不因其被国家政治更有效征用，就缺乏它所内涵的人性与人情。 和平年代的“少剑波” 尽管后来的批评文章纷纷指出小说中少剑波形象塑造的失败，不可否认的是，原著中曲波对少剑波着墨最多；尽管曲波强调“我绝不是少剑波”，“我是企图按照一个更为完整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的形象来刻画的”，但他在许多谈话场合，还是经常将“我”与“少剑波”混用。1958年，在《林海雪原》后发表的两个短篇小说中，少剑波再次成为主角。两篇小说均为工业题材，讲述了某工厂党委书记少剑波如何妥善处理两桩工人内部矛盾的故事。《热处理》的矛盾发生在青年工人胡振锋和总工程师宋科长之间，少剑波既批评了宋科长的专家意识，又在鼓励胡振峰尝试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教育他检讨“单干”热情。《争吵》则巧妙地将关于生产应重“产量”还是“质量”的冲突，放到一个工人血统的家庭中，让他们在民主生活会上各抒己见，再以少剑波阅读干部档案的回忆视角，讲述这对恋人和两位老父亲如何在旧社会互相帮扶，在新社会与工厂建立起骨肉情。这两篇小说今天最易被归入图解政治政策和路线斗争的“坏作品”，但若关联到此前《林海雪原》的创作缘起，它们又提供了启示。 曾经征战于林海雪原中的“少帅”，如今在办公桌上展开建设蓝图，“年轻的脸上浮出了微笑。这笑容是当年他在战场上常有的神态，战士们和指挥员们每当看到他这种笑容，就习惯地意识到：‘胜利就要拿到了！’”(《热处理》)看上去这是当代文学中战争文化心理的又一明证，但它直接呼应的却是曲波的个人经历。不同于《林海雪原》创作时的烦闷，此时的曲波已调入工业部门。昔日参加东北剿匪作战的解放军副政委，如今得以在工业战线坚持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主张，在小说中有意保持少剑波作为“第一主人公”的故事延续性，其实内含了曲波的精神自传。两篇小说在塑造少剑波形象的方式上非常相似，都格外注重两种情境中少剑波的表现：一是临危不乱，沉着分析形势后排兵布阵；一是针对战士或工人的个人性情，从实例和日常生活中完成政治教育。对于曲波来说，少剑波形象所寄托的不仅是他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人生受挫后于文学追忆中重新形塑的理想自我。 只有把以“少剑波”领衔的三篇小说拼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林海雪原》中个人记忆书写的完整结构。从这一点看，如果说《林海雪原》中悬念迭起、惊险磅礴的战斗画面，为建设年代的幸存者们注入了面向历史的感念与乌托邦激情，那么少剑波作为战争亲历者的经验总结，才是胜利的历史必然在当代延续的保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