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便成为了中国文学艺术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门类。几十年来，社会背景和思潮的变迁使得这一题材的作品在思想内涵、艺术形式等方面发生了丰富而微妙的变化。 傅逸尘在抗战题材文学作品的历史纵深中开始观察，发现了目前这一题材作品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抗战历史作为一种公共的题材资源被快速且过度地“消费”掉了。他在文中对何顿的《黄埔四期》、海飞的《向延安》、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徐晨达的《滴血的刺刀》展开了细读，认为这些作品很“专业”、很有“生活”。与此同时，作者也再次提出了作家把握历史真实的能力问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四) 闯入“活”的历史 建构“像”的战争 □傅逸尘  对波澜壮阔、雄浑悲壮的抗战题材来说，一味地解构和戏仿无异于隔靴搔痒、管中窥豹。对历史经验的具象书写以及对战争进程的正面描摹，应该是判断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价值意义的重要标准。 战争生命体验的缺失以及战争历史的时代距离都使得当下作家难以客观、准确地书写抗战历史的真实图景。于是，颠覆、戏仿、传奇便成为了一种讨巧的叙事策略。当下的抗战叙事需要的不是传奇故事而是正史讲述，不是颠覆戏仿而是正面强攻，需要作家们雄浑地闯入“活”的历史，勇敢地建构“像”的战争。 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因为承载着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民族创伤和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而历久不衰，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焦点和重镇。在中国读者与观众的记忆中，抗战题材小说与电影最早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一大批长篇小说及根据那批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都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大家都熟知的如《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战斗的青春》《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破晓记》等等，将战争置于正义与非正义二元对立观念之中虽略嫌简单化，但因作者多数是其所描述的战斗生活的亲历者，因而对抗日军民艰苦卓绝斗争业绩进行了真实呈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保留了极富认知意义的文学性历史，同时也用另一种形式诠释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强烈的传奇色彩和民间话语表达使得这些作品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彰显了昂扬向上的审美基调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正在进行新中国建设的人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与艺术感染。 新时期以降，“新历史主义”逐渐为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后辈作家们所吸纳，其叙事意旨并不是对战争本身及“红色经典”进行颠覆与改写，而是为了表现和探寻被宏大叙事所遮蔽了的历史缝隙与存在境遇，发掘个体生命在战争中面临的考验与存在的意义，并经由此凸显战争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空间的丰富性。作家们对抗战历史的理解与观照渐趋多元，追求作品意蕴内涵的多重性和多向性，有效拓展了抗战文学的思考和想象空间，确立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新视角，实验了多样性的修辞和叙事技巧，探索了战争的荒诞本质及人性的丰富内涵，为抗战叙事实现题材的超越，由有限的战争走向无限的文学探索了新的道路。 进入21世纪，作家们纷纷寻求对传统政治话语和历史观念的突破，试图从个性化的视角切入抗日战争，建构起祛除政治之“魅”的历史“真实”。宏大叙事和史诗精神，不再作为一种深刻而必然的金科玉律规约着作家们的思考和写作，一种区别于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历史记录的民间视角与个体记忆逐渐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另一种炙手可热的写作模式。在处理抗战题材时，作家们往往习惯于解构和戏仿，以绕开复杂的历史存在和混沌的战争现场，虚妄的历史、传奇的故事、脸谱化的人物、类型化的叙事甚嚣尘上；远离了沉实与丰饶，不见了宏阔与壮丽，甚至连抗战历史本身谲诡与奇崛的面影亦变得含混暧昧，抗战历史作为一种公共的题材资源被快速且过度地“消费”掉了。然而，对波澜壮阔、雄浑悲壮的抗战题材来说，一味地解构和戏仿无异于隔靴搔痒、管中窥豹。在我看来，无论创作主体的思想如何深刻、视角多么新鲜、价值判断怎样个性多元，对历史经验的具象书写以及对战争进程的正面描摹，都应该成为判断一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价值意义的最为重要的标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