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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最初都借用了外来的观念、术语。此后，这些外来观念、术语逐渐反客为主，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进程、判定作品意义的做法逐渐成为主流，甚至一度成为近乎唯一通行的方法。中国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迷失，正是这个学术走势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反省上述流行方法，普遍感到有必要将“中西会通”作为研治古典文学的原则。但如何落实这一治学原则，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拙见以为，以正视中西文体差异为起点，引入“集部视野”，进而调整中国传统文体的叙述框架和研究布局，可能是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而与常见的辞章研究、诗学研究之差异亦由此可见。 所谓“谱系”，即事物发展变化的系统。所谓“辞章谱系”，即中国传统的辞章（诗、文、词等）发生、发展、变化的系统。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源出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哲学的重要概念。作为研究方法，谱系学强调对事物“出身”和“发生”的考察；作为哲学观点，谱系学强调对既定知识秩序的质疑。从谱系学角度切入辞章研究，旨在强调中国传统辞章的固有特征，并致力于梳理其源流正变，致力于揭示其发生、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回答谱系生成的动力和演化机制等问题。在相关论述中，“文体”始终是聚焦点，但各有不同的角度，目的是从不同侧面建构或阐释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 每一种文体都是在一定的传统中展开的，“传统”“影响”“典故”和“传统主题”等术语经常被用于讨论文学发展的连续性。有一个事实在这种讨论中可能被忽略了：从来不存在未经选择的传统，我们所说的传统实际上只是一部分被偏爱的作品。某些作品被选择出来与选择者的思想和趣味密切相关。由于这一原因，对经典的选择乃是选择者意志的表达，他经由对经典的选择构成了特定的传统或谱系，并借助于这一谱系来指导和促进其文学事业。而选择者对经典的选择，往往与作家身份、人文地理、科举背景、师承关系、家学渊源、社群观念等有关。本书从“辞章谱系的建立与传承”的角度考察作家身份、人文地理、科举背景、师承关系、家学渊源、社群观念等的作用，与实证主义的个案研究宗旨不同，而致力于谱系生成动力和演化机制的探讨，其路径亦与历史主义的研究有别。 中国传统诗学一向被认为缺少理论的系统性，而以感悟的成分居多，经常被学者们挂在嘴边的例证是：“刘勰《文心雕龙》、章学诚《文史通义》那样以理论建构为宗旨的著述为数实在太少。”这样的评断自有其理由，而笔者想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我们涵泳其中，细心体察，倒也不难发现，用“理论形态”来衡估中国传统诗学，我们也绝不会失望。笔者对诗学形态的观照围绕诗乐关系、诗史关系、诗文关系、诗画关系、时代风格、作家风格、体裁风格、题材风格等诸多层面展开，即旨在显示传统诗学理论形态的丰富多彩；而就对相关理论命题的阐发而言，我有意采用“我注六经”的方式，以“同情之了解”为基础，从古人的言论中清理出系统的诗学理念，乃是为了深入堂奥，以期得出让古人首肯、今人也信服的判断。当然，实际取得的成果远不像所期待的那么圆满，这正应了古人常说的一句话：“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期待读者诸君有以教我。 在编选这本论文集的过程中，读到了《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刊载的一篇论文：《明代复古派诗论的言情观》。这篇论文中许多关键的断语，几乎都是从拙著《明代诗学》和有关论文中“提炼”或“摘抄”来的。如：“正因为‘诗贵情思而轻事实’，所以诗与文大异其趣。”“所谓‘贵乎纪述铺叙’，即文以‘事实’为重；所谓‘歌吟咏叹，流通动荡’，即诗以‘情思’为重；这是诗与文的区别之一。是否以‘声’之‘咏叹（他处又言‘讽咏’，意同）表达情思，是诗与文的区别之二。”“文中之‘言’可以作伪，如热衷功名的人故作清高之举，性情怯懦的人故作豪勇之语；诗中‘调’‘气’等则属于个性和风格范畴，那是不可以作假的，这些才真的是‘人之鉴’。”“（复古派）对《诗经》学《风》而弃《雅》《颂》。”“在唐宋诗上，学唐而弃宋。”“今人多认为，‘真诗乃在民间’出自公安派和冯梦龙等，其实最早出自明复古派的李梦阳，并且复古派内其他人也纷纷重复和阐述。”看到一篇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其主体论述建立在拙文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禁油然而喜。高兴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有读者研读拙著，甚至有同行受到拙著的启发，这不正是一个学者所期待的事情吗？ 《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一书，是从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编而成的。所选论文，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87年，最晚的一篇发表于2011年，前后历时二十五年之久，表明笔者对传统的辞章谱系和诗学形态保持了持续不已的关注。我想，我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继续进德修业，争取在学术上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本文系作者新近出版的《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一书之后记，本刊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