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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读书做事，讲究自然而然，万万不可急功近利。但读书还是有得法与不得法之分。 钱谷融：是的，读书要静得下来，要有闲心。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天地，不能整天塞得满满的。如果都是别人要你读，今天读这书，明天读那书，很长时间都在忙于应付外界的事务，而没有自己的内心要求，那样的读书，乐趣大概不会很多，或者变成了读死书和死读书。记得小时候读书，读《三国演义》，刚拿上手就有点放不下，真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能够使你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产生出好恶爱憎的感情。这种感情，直通你的心灵，深入你的骨髓，将熔铸到你的整个品性和人格中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在你今后的处世行事中都会发生作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富有诗意和情致，让人感到美，让人感受到强大的理想憧憬和抑制不住的向往力量。这是艺术的魅力所在。所以，我读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与读20世纪的作家作品，感受是有点不一样。有人说，20世纪西方作家的作品，是思想力量盖过了情感力量。但我以为，诗意与思想力量，在文学作品中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会因为思想性太强，而诗意反倒减弱了。如果真是思想性压倒了诗性，那就说明这种思想不是诗性的，也不是文学艺术的思想感情。在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身上，思想的力量与情感的力量是凝为一体、相互支撑的。 文艺报：您是不是对20世纪以前的作家作品特别喜欢，而对之后的作家作品有所保留？ 钱谷融：这或许与我接受到的教育以及个人喜好有关吧。我喜欢有诗意和情致的作品，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像陶渊明的作品和《世说新语》，语言平实简洁，但情深意切，耐人寻味。外国作家作品，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确是充满诗意，令人难忘。这些作品的魅力，首先来自作家本人，他们自己有真情实感要表达，不是为文而造情，矫揉造作。他们为周围的生活所触动，真情流露。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少年情怀与人生坎坷的对照，以及后来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解脱，真正是展现出陶渊明的真性情。所以，真情实感，不是单单拘泥于一点个人的恩恩怨怨、情感得失，而是由己及人，推展开去，有一种豪迈超越的胸怀和不为物累的远见。还有就是《世说新语》中对士人精神面貌的描写，寥寥数语，神韵毕现，可以说是字字珠玑，篇篇精彩。 文艺报：那么，您对20世纪中国的作家作品有些什么看法呢？ 钱谷融：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好作家不多，堪与世界文学史上一流作家作品相媲美的东西，更是凤毛麟角。鲁迅大概是个例外，我爱读鲁迅的文章，沉郁顿挫，不拘形式，有真情实感，有自己的发现，有传承，有创新，的确了不起。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自己的小说被人认为有着“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这句话很恰当地凸现出鲁迅小说的价值。他与当时的新文学家创作理念上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其他很多人是在尝试，做文学实验，而他不是。读他的《〈呐喊〉自序》，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使命感非常强的人，他要呐喊，要捣毁“铁屋子”。这与那些专注于文学改良，热衷于文学实验的创作，心态上和价值取向上是不同的。文学不能太过于工具理性，文学是艺术，是与人的感情生活相牵连，是与美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好像还处在一种文学实验的摸索阶段，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表现对象和表现格式，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显得非常突出。中国传统文学，有变化，有贯通，一步一步下来，纹丝不乱。而20世纪似乎有点“慌乱”了，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弘扬民族文化；一会儿文化激进，一会儿文化保守。这都是“慌乱”的体现。有的研究者说，这是因为战乱和政治动荡，使得创作者和研究者无法沉下心来潜心创作和研究。我想这还不是主要的。像魏晋时期，社会那样动荡，但士人们的表现以及他们创作的作品，堪称经典，影响至今。为什么同为战乱和政治冲击，那时的士人能够沉着应对，写出流芳千古的不朽名篇，而20世纪以来的作家，就少有这种作为呢？20世纪中国，遭遇千古之变，情况当然比传统社会要复杂，但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增强了，作家、研究者在创作上应对世界的能力反倒弱了很多，这会不会与作家、研究者内在价值世界的震荡与混乱有关系？如文学中人与文学的关系，可能至今还有不同意见。但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心里如果没有人，不关心人，不以同情的态度关注社会上人的种种存在状态，这会影响、甚至削弱他们的创作和研究质量。我今年已经90多岁了，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阅读、交往，对今天的新锐作家的创作了解很少，不知道他们在写作时关注哪些问题。文学创作和研究，各个时代可以有自己的热点和时代问题，但也有相通和一以贯之的问题，我看人的问题，应该是文学艺术始终不离不弃的重要问题。(辛 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