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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如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民族文学不一定就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反过来说，所谓的“世界文学”恰恰是建立在消解民族文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学传统基础上的。譬如当前“世界文学”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倾向，概而括之，便大抵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绝对的相对主义盛行；二是文化消费主义和文学国际市场的形成；三是文学创作机制、创作理念的改变，即“畅销书”背后不仅有文化工业和市场等强大的推手，也有理想主义脱离实际的面壁虚构，等等。这显然与《世界文学》杂志的宗旨背道而驰。 先说第三点(前两点或可不言自明)： 例证之一：阿特伍德相对于门罗的“经典化写作”。前者创作于1969年的长篇处女作《可以吃的女人》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姑娘玛丽安有了未婚夫，正等着结婚呢。她本该高兴，却上班下班，过着寻常的生活。她喜欢她的生活，喜欢她的工作，但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却充满了狐疑。于是，表面顺利、自然而然的日子悄悄发生变化，玛丽安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就这么结婚、生子、一天天老去……这种内心的不安破坏了她的心境，并对她的消化系统产生了影响。随着婚期的临近，玛丽安发现她愈来愈厌食，简直无法正常进食了。最后，她做了一个真人般大小的蛋糕，让它参加婚礼，自己却逃之夭夭了。阿特伍德是一个很会用“女性”素材、“女性”话语夺人眼球的女作家。换言之，她是拿自己的性别做卖点的“女权主义”作家。此外，她的畅销与其说是在建构加拿大的“传统”，毋宁说是在消解之，而其有效方法无疑是拥抱国际元素。 例证之二：村上春树相对于大江健三郎。《挪威的森林》自1987年问世以来，在日本国内即创下了近千万册的销售纪录。这部被村上春树本人及其东西方粉丝奉为经典的作品，2010年被搬上了银幕。小说很简单，可以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因为它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三角恋爱”：男主人公渡边在多情善感、沉默寡言的直子与阳光而不乏野性、活泼而充满幻想的绿子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之间所经历的迷茫摇摆和颓废无助。后来，直子自杀，这表面上似乎与男主人公无关，因为早在后者爱上绿子之前她已然躲进了偏远的精神病院。最后，男主人公在直子的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新的生活。 再譬如拉丁美洲的阿连德和波拉尼奥，阿拉伯世界的赛阿维达，等等。欧美作家中这样的“国际化”写家更是不胜枚举。 以上作家作品无论技巧还是内容都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倾向，故而也十分有利于全球传播。抽去其人物姓名、事发地点，那么他们和它们完全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个人、任何地方。这些作品甚至连时间都相当模糊，盖因其来源不再是现实，即传统意义上的生活，而是各种文本。此外，不是巧合的巧合是，以上三个作家的代表作均有“科幻小说”的影子和众多畅销元素。 总之，跨国资本汹涌，全球化势不可挡，盖因文明的演进犹如时尚，虽系人为，却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甚至是强制性的。换言之，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明显具有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全球化只关涉经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能与经济基础相割裂吗？事实上，跨国资本正急剧地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主性、凝聚力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面临威胁，而所谓的世界潮流(及其流行声色)正在使许多传统乃至语言化为乌有。但是，跨国资本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必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及情感诉求构成了矛盾。无论是自易还是被易，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不相应的上层建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介入国际化、全球化狂欢所必需付出的高昂代价。中东和拉美便是其中的两个个案。前者不必说，后者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引入新自由主义以来，很快失去了平衡。拿墨西哥为例，这个20世纪40至80年代初高速发展的欢乐、好客的国家顿时倾斜并面临坍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欲望空前膨胀，贩毒、爆炸、暗杀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而且，这不仅止于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源自跨国资本(如商品流动及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移民等)引发的现实矛盾、伦理危机和精神错位。世界在空前的二律背反中不知所措。地球村变成了地雷村！ 伊格尔顿们或许正是基于忧患意识或理想主义，希望文学在这个“后信仰时代”承担起拯救灵魂的责任。他们的努力能成功吗？但是，努力本身即希望之所在。况且，纵观人类文学经典，又有哪一部不是反时流的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