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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资本汹涌，全球化势不可挡，盖因文明的演进犹如时尚，虽系人为，却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甚至是强制性的。换言之，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明显具有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全球化只关涉经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能与经济基础相割裂吗？事实上，跨国资本正急剧地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主性、凝聚力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面临威胁，而所谓的世界潮流(及其流行声色)正在使许多传统乃至语言化为乌有。但是，跨国资本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必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及情感诉求构成了矛盾。无论是自易还是被易，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不相应的上层建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介入国际化、全球化狂欢所必需付出的高昂代价。中东和拉美便是其中的两个个案。前者不必说，后者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引入新自由主义以来，很快失去了平衡。拿墨西哥为例，这个20世纪40至80年代初高速发展的欢乐、好客的国家顿时倾斜并面临坍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欲望空前膨胀，贩毒、爆炸、暗杀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而且，这不仅止于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源自跨国资本(如商品流动及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移民等)引发的现实矛盾、伦理危机和精神错位。世界在空前的二律背反中不知所措。地球村变成了地雷村！” 一 消费主义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时尚的瞬息万变、信息的五花八门大都瞄准了人们的腰包、刺激潜在的消费欲望。这是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合谋的结果。我们或可从中梳理出几个并不新鲜，却常说常新的话题：一是何谓文化消费主义；二是谁主世界潮流；三是消费意识缘何成为大众意识，作家、理论家如何在写作或思辨中实现或抵抗所谓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换言之，它至少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何谓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第二，谁是大多数？第三，谁主世界潮流？ 关于第一个问题，西方过来人早有议论，他们对现代性或现代意识的疑窦和反思出现于19世纪，甚至更早，而焦点或靶子正是消费主义。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现代主义虽然走进了观念和技巧的死胡同，但其所表现的异化和危机却具有片面的深刻性(袁可嘉语)。而后现代主义则多少反其道而行之，娱乐至上、消解意义，虽然使文艺顺应了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但模糊了后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根据马尔库塞(《单向度人》)的说法，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抗议。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诗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寻或发现意义并使之成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关怀和终极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同时，他认为大众文化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并使之单向度地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但是，后来的文化批评家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却认为，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也即所谓的“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存在价值。显然，现实助费斯克战胜了马尔库塞。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战胜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证。而后现代主义指向一切意义和宏大叙事的解构为所谓娱乐至上的大众消费文化的蔓延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 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王小波曾一语中的，谓“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拿金字塔作比附，那么人类的大多数毫无疑问地便是被压在低层的那个庞大的基数。他们大都还在为生存权挣扎，何谈话语权？！而今，虽然互联网和微博微信为众生提供了言说的机会，但它又何尝不是淹没在资本这个汪洋大海、被资本玩弄的小小泡沫。而“在安静的书屋里孕育翻天覆地思想”(海涅语)的西方文人从卢梭到尼采到斯宾格勒到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到卡夫卡到弗莱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波兹曼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对现代化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尽管总体上是保守的、否定的取法。 至于谁主世界潮流，文学界也许还不大关心，因为长久以来我们被一些伪命题欺骗了，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云云。然而，世界是谁？它常常不是全人类的总和。往大处说，世界常常是少数大国、强国；往小处说，世界文学也常常是大国、强国的文学。这在几乎所有世界文学史写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因此，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一直存在，而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不过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盖因在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决定一切。换句话说，资本之外，一切皆无。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所代表的强国和它们针对弱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去民族化、去本土化意识形态，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 总之，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合谋，并与名利制导的大众媒体及人性弱点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正推动世界一步步走向跨国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国，甚至自我毁灭。于是，历史必然与民族情感的较量愈来愈公开化、白日化。这本身构成了更大的悖论，更大的二律背反，就像早年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必然时所阐述的那样。如今，文化消费主义之流浩荡，而且其进程是强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宁唯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性、颠覆性和取代性来势汹汹，却本质上难以避免。这一切古来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就连形式都所易甚微。这在“全球化”时代更是显而易见。而所谓的“全球化”，说穿了是全球跨国资本主义化。我们当何去何从？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当何去何从？这本来就是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曾经的做法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也是文学经典之道。然而，我国文坛却提前进入了“全球化”“娱乐至死”的狂欢，或轻浮或狂躁，致使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 当然，我并不否定“全球化”或跨国资本主义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环，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它的出现不可避免，而且本质上难以阻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而且是其积极的推动者。 然而，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的认知上预言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分国别、不论民族，为了剥夺的剥夺，向着资本和资本家开战，进而实现人类大同——社会主义。但前提是疯狂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让世界有那么一天(用甘地的话说，“世界足够养活全人类，却无法满足少数人的贪婪”)；前提是我们必须否认“存在即合理”的命题，并且像马克思那样批判资本主义。这确乎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若不为，则意味着任由跨国资本及其“现代化”毁灭家园、毁灭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