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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烨： 从写作《群山》开始，我就一直都很关注忽培元的写作，所以看到他三部书的推出，确实感觉到很高兴。书我看了不止一遍，感觉这部书内容丰富、雄心勃勃，在目前的传记文学写作中比较超常，也是十分独特的。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个，它不是通常的个人传记，而是一部以传带史的著作。这三部书，第一个叫《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第二部叫《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第三部叫《浩海：马文瑞与改革开放》，主要是写马文瑞，但是在写马文瑞的同时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勾勒出来了，所以它跟一般的个人传记是很不同的，它带有很强的链接性或者叫放射性。我觉得他做这样一种选择非常适合马文瑞这个人物。因为马文瑞在西北革命时期的身份比较特殊，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北和陕甘组成，他两边全参加了，而且是从陕北到陕甘，通过他正好把西北革命的全貌给勾勒出来了。在新中国建设中，他从1954年任劳动部长一直到“文革”。从这个方面说，很多体制建设他都参与了。我觉得忽培元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通过个人传记把各个时期的历史描述出来，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大的格局、大的背景来看马文瑞的作用和贡献，既把马文瑞个人比较充分地描述出来了，同时把那段历史也写出来了。 第二个感受，这部书史料上相当客观翔实，文笔上也十分准确灵动。从我所掌握的材料看，他涉及到的历史事件都是很准确的，而且描述很客观，包括一些重大的事情、有争议的事情，比如谢子长跟刘志丹的关系问题、陕甘跟陕北的问题等，材料把握、叙述分寸的把握都非常好。文艺方面有两个材料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是写马文瑞做组织部长的时候，全国刚刚解放，马文瑞做柯仲平的工作，让他回西北工作，于是柯仲平在他的安排下回到了西安做陕西省文联和作协主席。还有他写到柳青，柳青当年在《中国青年报》，他想回陕西深入生活，也是找的马文瑞。马文瑞建议他直奔皇甫村，还安排他到长安县兼职任县委副书记。看起来是简单的两个材料，但是实际上写出了马文瑞对于中国的或者说陕西的文学事业的支持、帮助，对文艺家的关心。所以我觉得这部书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具有启迪意义。 涂武生： 这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史书，是一部新中国建设的史书，是一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史书。他描绘的不仅仅是马文瑞个人，他是通过马文瑞描写了一个群体，是一组群雕、一组群峰，是一个长河、一个浩海。这部书我看后很感动，尤其是《长河》《浩海》，写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件，写改革开放以来的事件，这是很难写的，越离我们近越难写。但是我看了《长河》以后我觉得是令人信服的。他写庐山会议，写得很真实，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这部书还有着国际的视野、全球的思维，他描写了一些国际的人物，这个也很难得。譬如说，马文瑞两次到苏联，通过马文瑞读列宁的著作，对列宁做了描绘；又通过金日成到西安访问和马文瑞到朝鲜去访问，对金日成做了描写；通过马文瑞到罗马尼亚去访问，对齐奥赛斯库做了描写；最后写马文瑞在苏联访问，对赫鲁晓夫做了描写，刻画得惟妙惟肖，把赫鲁晓夫一半黑一半白的面目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些方面都是很可贵的。 厚 夫： 首先这是一部作者燃烧自己生命激情，而且全身心地仰望革命，有着人生担当的作品。忽培元是我们延安大学文学院毕业的优秀校友，他在这块土地上起耕发苗，展翅飞翔，对中国革命的仰望也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早期的散文和诗歌可以印证这一点。他在青年时期就是一位有着崇高与诗意追求的人，因此他才能20多年用稳扎稳打的传记方法为陕北籍老革命家马文瑞立传，用鲜活的文字铸就一座历史丰碑。其次，这部文学传记传达出作者的历史功力和文学追求，做到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结合。作者笔下的人物具有编年体的密实性特点，与此同时，又具有文学的生动性与丰富性，这部传记既真实也好读。第三，这部大体量的作品，立足高远，气势磅礴，传达出作者英雄主义的情怀。这部传记与一般传记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整体性、系统性，思维能力强，统筹兼顾能力强。作者努力突破一般传记紧紧围绕传主单一推进的结构线索，注重群体形象，特别是高层人物浮雕式刻画。某种意义上，这部《苍生三部曲》具有传记式历史的有效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