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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向阳： 这是一部大书，大不是指体积、重量或者是它的字数的庞大和宏大，是指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的一生来记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改革的完整里程。20世纪的风云际会在这部书里有非常重要的完整体现。这部书还完整地通过一个人来言说了中国革命的产生源起，探讨和张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出身和信仰。作家通过马文瑞同志写出了中国共产党员的信念和品格，这是这部大书诞生的一个重要意义。当然对于20世纪的记述我们有很多种方法，也有很多种文学。该书构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文本。对于中国革命，这20世纪中国最大的事件，我们文学也有很多探索，但是这部书提供了一种不同凡响的文本。作者很好地实现了写作的既定目标，完成了他在前言当中所说的群山一般的党群关系，长河一般的新中国建设历史和浩海一般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画卷。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是在这方面，他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作者作为传主的秘书，多年跟随，对于他的经历、信念和品格十分熟悉，所以书写就非常亲切、细腻。马文瑞的一生也是非常有典型性的。书中关于改革开放的细节披露也非常好，如果不读这部书，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能不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对于理论界非常重要的节点，掀起了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大幕的那些重要史实。马文瑞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即最先发现并支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迎来了我们思想解放的春天。这三部书是个人叙事和国家叙事、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结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读一读这部长卷，牢记和重温我们民族的历史、我们国家走过的历程，记住我们的党、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牺牲和奉献，会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对我们文化的建设、对我们文学的建设、对我们人格的锤炼都是大有益处的。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其实我觉得立言也包括对于功和德的建立。植根于当代这样一个社会生活非常丰富的现实当中，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其实是通过立言的方式把德和功保存了下来。 李一鸣： 这部传记是大体量的、高质量的大作品。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发现。历史是民族的脚步、国家的记忆、人类处境的见证。文学，特别传记文学，是记忆的产品，是历史的复活与再现。忽培元的作品是把人放到历史中去描写的，人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党的历史是叠合的，历史是背景、是事件、是进程也是内容，在这里他着重描绘了一个人、一类人、一群人，他们的思想、精神、人格、情感，他的最大特点是描写了人的心底世界。第二是一种历史观的呈现。历史观就是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根本看法，我感觉在他的作品中对社会历史是全面的认知，对历史现象是辩证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是发展的认识，对历史人物是深入的洞察，正确处理了表象与本质、历史与逻辑、宏观与具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第三是一种写作态度的体现。三部巨著都有他的照片，看到这三张照片我想到了岁月流失、长河奔流，写作确实是定力的较量、体力的跋涉、智力的远行。150万字，30年的写作，没有对道路和文学的信仰、信心和信任是不可能的，非常值得我们尊重。 李炳银： 这是一本很丰富的书，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让我们了解了马文瑞先生丰盈的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和改革开放的历程都有了解，对革命信仰的坚定性也有很多的了解。 作为传记作品，我们作家应该更超脱一些。忽培元对一个革命家的尊敬和敬仰，对前辈的了解很多，我觉得缺乏一种超脱性。我对马文瑞先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也是陕西人，他在我们陕西当过很多年的书记，是老革命家，是很有担当、很有决断、很有信仰的人。马文瑞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这个作品提到很多细节，很让人感动，忽培元的文笔叙述也很生动，但是作为一部传记的写作，作家还是要有所超脱，和传者之间要有必要的距离感或者有一种自己的评判立场。 王 干： 读了忽培元先生的三部曲，我觉得第一他写出了一种信念，第二他塑造了一位坚定的革命家，第三是记录了近百年的西北革命史和涉及到全国的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写出一种信念是难得的，而且这种忠诚和激情是在很多作品里面比较稀少的。马文瑞这样一位坚定的革命家在忽培元的写作里面，实际上是两个视角，一个是作者本人的视角，第二个是马文瑞的视角。马文瑞这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忠诚于革命、热血为苍生，这种如火的激情贯穿到忽培元的写作里，也贯穿到忽培元的工作、生活和文学的追求里。刚刚有人提到一个词，我听来心里一振，就是大忠大德。这种20年的忠诚是和马文瑞九十几岁的高龄、近百年的革命史的忠诚一脉相承的，所以他说他的书名有很多的关键词他都舍不得丢，这里面是一种脉络、是一种血脉、是一种精神。“我想延安”是马文瑞的回首，也是作者的回首，延安是什么，就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今天，我们常常在很多时候羞于谈这个话题，就是革命的理想信念，他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在他这本书中如火一般的充满了激情。 第二就是塑造了一位坚定的革命家，他的塑造是生动的、鲜活的，是具有个性的，而不是概念的，不是图解的，这跟马文瑞忠诚于革命、热血为苍生有关，也跟忽培元的挖掘有关。比如他写到马文瑞对他书稿批阅的细节，都让人非常感动，就是这么一位九十几岁的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到了这么大年龄的时候，还对书稿那么仔细、那么认真，甚至还带着羞涩。我觉得这种描写是特别具有个性的，他一再地说对个人的宣传要低调，要少写一些，而马文瑞的这个角度使我们看到了这本书写出的不仅是马文瑞这一个人，而是写出了这一代革命家、革命者，也可以说塑造了一组群像，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宝贵的。马文瑞在书中是一位具有个性的革命家，而不是在我们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那种慷慨激昂、一呼百应的革命家。 第三，他非常准确地、全景式地记录了西北的革命史。西北的革命史中有非常多的敏感问题，包括我们和平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很多敏感的话题，刚才郑伯农先生说到刘宾雁的事件，我也读到了，觉得确实是鲜为人知，而且非常珍贵，这样一些重大的、鲜为人知的事件和细节，从忽培元的书中读到了。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准确地、鲜活地、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这个也是极为宝贵的。所以我想说这本书是能够传世的，是能够被大众最后记住而且流传的一本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