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不是那种风格感夸张的形象类型，她知性、稳妥、得体，愿意在人群中保持冷静的审视，不追求闪耀登场的主角光彩。所以最初与张莉相识，我并无深刻印象，不过点头之交，甚至不到节日互致问候短信的熟络程度。
    后来的笔会茶歇，我们站在楼道里聊天，特别聊得来。张莉说自己的批评正集中女性领域，她读过我的散文，想写个评论。感谢归感谢，我响应得不算积极。并非傲慢。我知道，评论家多需一再恳请和哀求才能动笔。不怪他们，订货者众，评论家分身和分心都乏术，做不到有求必应。如此情势，我怕自己一旦被指教，就同时拖欠一笔隆重的人情。张莉毫不计较，相比之下，对比出我的小气和不磊落。
    以前我读《纽约书评》的部分文章，即使经过翻译损耗，席卷而来的阅读快感几近劫持，令我毫无抵抗。可我不喜欢当今的八股评论，看似气吞山河、法力无边，实则乏趣。满眼都是边边角角的磕碰，质地干硬，无需浏览，它们直接以蹩脚滞涩的视觉图像呈现。让我恶毒地想起那个游戏：僵尸词句，以摇晃却自诩坚定的步伐前进，准备吃掉正在开花的文字。好在还有张莉这样的评论者，迥异其趣，她的文字和植物一起生长。
    张莉不使用诘屈聱牙的字句。以文学专业博士出身而言，她的知识储备足以保障论文的堂皇，具有令人难以置疑的资格上的说服力——她掌握的资源，足够炫富。当年，导师王富仁先生一席话，使张莉深受震撼。老师说，如果把那些理论放下，你们是否会觉得这部作品美、动人、具有文学品质？如果你们阅读中觉得它并不是美的、不是动人的、没有文学品质，那么你用最好的理论来阐释它又能说明什么？张莉对纳博科夫提出的说法也情有独钟：看书时最用得着的是心灵、脑筋和敏感的脊椎骨。她是个不带武器的评论者，勇于卸载装备，只凭借自己的一腔本真。她有意放弃评论家的姿态感，不扮高人或大仙，首先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读者——这种平等，恐怕正是她得以高出的部分。
    是的，一个不戴头衔的读者，她有好奇、体恤、诚恳、尊重以及在此基础上真实的好恶。她因此让人信任。拿着盔甲和武器的精良之师，不是不好，只是我的内心容易抵抗，误判他们是来作战的，不是同盟军。我丢盔卸甲，也打不过他们。我不敢给批评家写什么评论，不仅是班门弄斧的问题，比班门弄斧还要作，相当于跑到刽子手门口谈养生：找死。对张莉例外，我把她当作同道——可以坐而论道、也可以起而同行的那种同道。
    读张莉的《来自陌生人的美意》、《持微火者》会发现，她摒弃论文腔，风格更近随笔，这是她自觉的选择。这种文字需要动心动情，远比术语拼贴消耗元神。张莉特立独行的行文，跨界，不仅随笔化、散文化，甚至诗化。她在女作家培训班上的发言：《假如自由能成为一种写作习惯》，之所以能够斩获2014年华文最佳散文奖，不是散文评奖尺度的宽松，而是它与散文内在的气质相容。许多评论家高屋建瓴，假如实战写篇散文，或许暴露乏善可陈的尴尬。没什么可指摘的，毕竟术业有专攻。但评论家自己能写更好，结合实践经验，望闻问切更精准，一搭手腕，便知脉象里暗示的气血。即使尚未领略张莉所评的作品原文，缺少相应参照，无妨，张莉的评论既有学院的典雅和讲究，又非不生烟火的清寂，有慧心和灵犀，那些骨肉匀停的生动文字，本身就好看，具有阅读上的独立价值。
    张莉非常注重“原创”，注重与众不同的发现视角与表达方式，这是她始终强调的理念。原创的重要性在批评界常被降低，似乎这是个可被豁免的要求，甚至是需要弱化的方向，因为它容易招致歧义与贬义，比如任性、不严谨、缺乏架构控制等等。不容模糊的是，批评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不能脱离文学规律——原创正是写作的基础立场。批评家在批评作家缺乏原创精神的时候，也应反省自身，是否同样丧失这种能量。
    出色的作家，在他有限胸腔里，像口技演员一样融汇世间万千的声音——他不是“我”这一个，是无数“他们”中的那一个。张莉也有这样通巫的能力。她的评论有温度，有深挚的体恤，不是处理晶体或标本那样的冷静和冷淡；她怀有慈悲，看穿作品里的灵魂，像看到浸泡在孕妇羊水里的裸婴。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凭借丰沛却克制的情感，她深入作品的幽妙之妙，甚至愿意与作品“同流合污”，精确地传达体验。尘世喧哗，兴观群怨，她从中看尽世间的烟花与灰烬。
    许多批评家比写作者博学、冷静、更具条理，这当然是优势——前提是在感性加诸理性；假设，要以理性代替甚至剿杀感性，则危险。再有饱读诗书，这个评论家也风格拘谨死板，身上遍布经院学派受虐的勒痕。张莉坚持“有所评有所不评”，坚持自己的感性和趣味，不因知识和理性而丧失，相反使之在更大的坐标系上得以巩固，并保持了品位上的挑剔。
    她的评论不世故。无论是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还是著文，她的喜欢不喜欢都是坦诚的，不回避，也不掩饰自己对作品的迷惑与失望。的确，批评不应是学术上的官场语境，会议里的套话宏观而唬人，其实不过技术化地制造共性的空洞。张莉坚持在“官场”中讲自己的语言，“不入流”，在这里是包含着勇气的褒义词。她坚持认为，一个人的性情，不应被自己的职业角色所剥夺。
    每每读她的文字，我感觉这可是一个活人写的，不是一张高学历文凭和高规格工具在说话，绝非机械化的词语自动生成。可惜，这个世界本来是常识的，已变成今天的胆气。批评的胆气，不是要怒拍惊堂木，而是如何从容捍卫自己的初心。张莉不靠剑走偏锋来哗众取宠，她不刻意捍卫什么，但她从未在底线上后撤一步。学养和教养在骨头里支撑着，她的表达看似温和，实则有着钙质。所以说她温和敦厚，也对也不对，她从未妥协，从未放弃内在的锋芒与凌厉。
    张莉推崇鲁迅先生所言的：“不合众嚣，独具我见”。这是个知行合一的践行者，强调独立与自由的力量。自由并非只是突破制度性的狭隘，也是对自身重力的一种克服。不越雷池的写作，很难摆脱奴隶身份。偏爱野生感，张莉希望作家的写作状态能够冲破传统、道德和惯例，这同时也是她的自律原则。她用自己带有异质感的作品，清晰呈现了自己的决择。她不希望自己被归入哪个阵营、流派、批次，也希望尽量摆脱姿态、人际、舆论等影响，她独树一帜。张莉的评论，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现场参与，但分明她又有意维持某种间距，甚至对主流和官方保持警惕，不投靠任何庙堂的或在野的学术圈。她深信，内心的独立与自由，才能让评论赢得尊严。
    张莉认为，优秀作品和艺术家是不分性别的。这么说，并非指性别对张莉来说不重要，恰恰相反，张莉非常关注女性角度，只是，她并非粗糙、外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性别身份是内溶于她的血液里。她的女性主义，不是要与谁一决输赢的较量。她不把性别简单处理为强弱、是非、黑白等生理意义的二元对立，而是包含更深层次的理解。
    女性，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感性、边缘等气场稍弱的词汇。以我之见，感性是因情感的丰盈。今天的许多文艺作品被批评没有“情怀”——情怀情怀，先有“情”，那个“怀”才是栽植成活的可能，正是因为情感的枯涸、污染，万物不生。至于边缘，我觉得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边缘立场息息相关，无论在社会的中心还是高层，都不利于批判的拓展和深入。弱势，让我想起耶利内克的话，大意说：文学从来不是强势者的立场。女性主义贯穿于张莉的批评理念之中，甚至体现为某种可贵的任性。尊重情感、真实、弱者和边缘，这正是文学创作的立场，与强权的专制政治不同。文学的天真与倔强在于，不想为集体主义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利益，牺牲任何一个虚弱和无辜的性命——有时我觉得这种“妇人之仁”，属于更伟大的理想。
    除了随笔化、女性主义，张莉的评论还有个明显取向：小角度进入。与死背经书的术语党背道而驰，她从最小的切口进入。她的X光眼知道哪里软肋，褒义词都点在穴位上，下刀之处也总是针对病灶，非常实战。有时，张莉会原汁原味地剪贴一小段引文：特别的场景、完整的句子——好多评论家都不这么做了，张莉之所以如此，除了态度上对写作者的尊重和欣赏，还因为那个片段像个横截面，像个内视镜里的影象，让我们得以窥斑见豹。角度新鲜而开放，她以小的手术完成大的疗效。
    我记得童年那个急转弯问题，让你猜测，选哪个外科大夫做手术更好。前面设置的种种比较条件全是迷障，权衡A、B或C大夫的优劣用不着那些；答案是直觉式的，并非科学，但看似自恰的逻辑给我留下了印象：选那个手最小的。无论生孩子还是探囊取物拿出病变的器官，医生手小，造成的伤口就小，负作用、危害面、并发症的可能性就小，病患愈合的速度就快。
    感性经验带来散文叙事般的生动性，还有随笔般的立论清晰与逻辑严整，张莉有天赋的评论正日益受到瞩目。我愿意用“女性评论者”来评论张莉，之所以用“者”，并非因为她尚未熬够资历。我希望她没有“家”的形象设计干扰，不抬轿子，也不被抬轿子，一直就像这样，不在万马奔腾的拥挤中，一骑红尘，独自驰骋。因为自由的马蹄，才有自由的路。
    发表于2016年6月2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