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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聆听不一样的声音 《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巴恩斯的战争创伤暗示了什么呢？战后在性和其他意义上的不育；《尤利西斯》中斯蒂芬的手杖又代表了什么？它可能象征着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表现了人物对自己男性气质的怀疑。毫无疑问，它又是某种精神支柱。那么它是否也是抗拒世俗的一个手段？其他读者会发现其他可能的解释和阐释吗？完全有可能。 这里，你好像发现了一件不乐意的事：读者开始指手画脚。完全没错。事实上，自1965年左右，权力的天平就已经发生了改变，作家被驱逐了，读者成为作品意义的最终裁判。此外，作为交锋空间的作品变得更为活跃，可能性更为开放，暧昧模糊、不确定都进入到这场游戏中。你恨罗兰·巴特吗？那他可够无辜的。其实在他发表宣言的很久之前就已经暗流涌动了…… 在真实的世界里，事物的结局并不总是那么体面干净，过分的清晰会杀死小说。现实主义决不是叙事的必要条件，而仅仅是一种文学建构。因为，我们生活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之后的时代，生活在世界大战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年代。是它们决定了小说不再需要确定性。 小说所做的事情是“展现”而不太适合进行阐述与雄辩。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说过，“只有事物，没有概念”这是小说关于人和事的法则。让小说这个大机器运转起来，当然不是让你去推，而是赋予它一个内在的力：《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码头对岸的绿灯、《法国中尉的女人》里用余生眺望的地平线、伍尔夫笔下人物的欲望、福克纳笔下人物的执念。 你告诉自己，我要做一个有思想的作家，让我的小说不只是讲一个故事，要关乎历史、人类和哲学。不要急，一些伟大的作家的作品或许会给你启发。 历史这个无处不在的魅影，在新的时代又写了些什么呢？后殖民写作（拉美、非洲、印度等地区的小说）可能会给你灵感。他们大展身手的地方通常是历史大行其道之处，或是历史失控的领域。家国历史、民族历史、个人历史，同化、分离以及对抗，身份认同与心灵归属等问题正借助小说进行着历史的多重书写。 约翰·福尔斯，这个多次提到的家伙，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让他的叙述者谈了对查尔斯的看法：“他并不了解存在主义的那一套术语，但是他的感觉的确是因自由而焦虑的一个典型案例———既意识到自己享有自由，又意识到享有自由是一种恐怖的状态。”这位生活在1867年的绅士有了萨特和加缪所阐释的存在的焦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