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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地理——文化”概念，它的指称非常具体，在西方的观念中，所指也基本明确。当我们使用“中国概念”，强调的是传统意义上地理与文化的统一体，是作为中华文明代表的概念，因此，我的结论是，当我们提及中国文学时，它的指称也应该非常具体，评论人需要为这个概念进行形象符码、叙事技巧、审美内涵的廓清，做到心中有数，而非想当然的不证自明。 当我们提及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与中国符号时，涉及的是中国是否可以参与制定世界标准的文化逻辑，而这个标准的设计无疑是一套有关中国形象的中国标准的设计。以往我们批评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因为中国形象是西方最难以界定的一个概念。它是流行于社会中的一整套有关中国的表现或者表述系统。面对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意义过程与观念视野，这种观念并不简单的是关于世界上某个特定国家的知识，而是变成一种象征，一个可讨论发挥的主题。与之相对应的评论焦虑在于，中国不能言说中国，中国必须借助西方来言说自身，西方的中国形象其文化内涵是西方文化。因此，我们有学者批评西方的中国想象，因为这种想象并非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所必须的关于他者的意义。今天我们提中国故事、中国文学，它背后隐含的逻辑是中国能够言说中国的中国文学，因此，要求评论人必须具备能够言说的中国视野。我们目前迫切需要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具备中国视野的，能够回应、纠正既有中国形象的概念、标准与范畴的知识体系的生产。因此，许多学者回到明清重新寻找中国形象的原因在于，西方许多有关中国形象的观点都是在此时形成的，影响甚至决定了20世纪西方的“看法”。 根据我的个人理解，这个标准应该囊括中国形象的历史知识与当下经验、中国审美符号、审美风格与可供当代转化的传统叙事形式。一个具备中国视野的评论人，要走在作家前面去厘清，引领作家的创作。这就要求评论人的知识构成中需要有中国形象的知识谱系，并能够结合今天的中国当代经验予以一定的纠偏，如此，才能具体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具备中国视野。 一个反面的例子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出现有关中国人的捕风捉影的传说(赛里斯人)，直到马可·波罗那一代人，才有了稍微切实一点的印象。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也有不同的“历史塑形”。随着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实体这一现实的到来，我们重新找回自己言说自己的角度、意义和功能，极为必要。在文学研究领域，对文学评论人与研究者而言，不仅是专业与职业需要，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思考“田野经验”、地方性知识而非仅仅是历史知识(对应的是中国当下经验)、扎根民众的生活体验，便十分必要。因为，没有这三点，国不为国，民不为民，我们只能是在概念上谈“今日中国”。《诗经》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提地方性知识，丰富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与内容质素，否则，我们无法为中国当代人形象的建构、特点梳理、生活方式的概括、文化性格的描述提供智慧、知识与经验储备，何谈为中国文学作品提供具有中国视野的推介、点评与批评文章？谈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事实是在要求评论人能够走在作家的前面，引领作家的创作，为作家文学作品创作的中国性内容做基础性的建议并提供知识性的补给，至少在知识层面，对中国风格、中国象征、中国形象的变迁能够做到胸中有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