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省“重写”本身的困境 记者：现在距离您和陈平原、钱理群合作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过去了30年，如果让您再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有哪些新的思考？ 黄子平：回想当年，我们在不同的文学史“时段”里分头读书，一起讨论。老钱读到了周作人、沈从文和张爱玲，我读到了《重放的鲜花》、《九叶集》和《白色花》，陈平原读到了晚清提倡白话文的很多文章，共同的疑问是：是何种“认知范式”使得这些作家作品从“文学史”里消失？我们意识到当年的文学史叙事是一个粗暴的叙事装置，其过滤和排他的机制制约了近现代文学的“整体呈现”。这种装置的建构依赖两个重大的时间结点：“五四”和1949年。“五四”的“新文学”为了确立自身，回溯性地发明了“旧文学”（后来中性地称为“古代文学”），1949年后，更加“新”的“新文学”（“当代文学”）出现了，同样回溯性地将不够纯净的“五四新文学”命名为“现代文学”。所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前辈师长很敏感地指出来，不仅仅是“打通近、现、当代文学史”，而是消解“重大时间结点”，转换一种新的叙事框架，使多年来被压抑被侮辱的声音得以浮出地表。对应于“残缺的文学史”，我们着力最多的理论工具就是“历史总体”（这是从卢卡契那里来的），这跟陈思和他们“重写文学史”借力于“整体观”正是相通暗合。要说三十年后有哪些新的思考，我想自己对“总体”或“整体”已不再那么迷恋了，反而相信我们只能像本雅明说的“拾荒者”，做一些收拾“历史碎片”的工作。 记者：就您观察，“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今天再提“重写文学史”又有何意义？ 黄子平：于今想来，“重写文学史”实在不算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学术主张，既然有很多新作家新作品不断加入“文学总体”（让我们继续延用这个概念），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对既往作品的理解，然后量变累积到质变，连叙述框架也必得转变了。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史，其实文学史总是在或多或少地重写之中。但当年这个主张颇有点挑战意味，惊动了京沪两地的专家学者开了好多场座谈会，原因何在？无非是原先那个粗暴的过滤装置太僵化了，容不得“改动火炉子的位置”，以为这是要掀屋顶呢。当然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重写文学史已成常识，不再引起大惊小怪。你读最早的几篇列入“重写”阵容的论文，无非是对茅盾的《子夜》、赵树理说点不同以往的评价而已。到如今有人痛诽鲁迅，也没有多少人把眼球转过去。至于“上千种版本大同小异的文学史著述”，倒不是叙述技巧运用纯熟了，而是内地高校文科教育“全面项目化”的产物。我对各地中文系里教文学史的同仁有很深的“同情的了解”，谁不是在体制里挣扎求存？如果说今天再提“重写文学史”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要把自身的逻辑贯彻到底，也就是说，反省这种“重写”本身的困境，对“重写”来一番重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