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凌：前几天，我认识一个老年人，去世时很平静。他生前很喜欢猫，把猫视为自己的恋人。去八宝山送别他，我感到惊讶的是，有两人把自己的脸跟他的脸贴在一起。我想去那样做，但做不到。我凑近去看他的头部，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没有生机，生命离开了。只有很亲近的人，能够克服这样的畏惧。为何有人会去自杀？我觉得他们还是觉得死亡之外有别的东西，想完成什么，即使以生命为代价。有诗人说，不是在我们死去之后才是死人，不是当我们化成灰后才是灰烬。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死亡，它是一个过程，如失恋后哀莫大于心死，亲人去世会让你陷入麻痹状态，这都是一种死亡状态。多数的人，是被动地接受死亡。即使最普通的人，也会有保存生命的本能，会有一种恐惧感。顾老师，您认为中国文学在探索死亡的问题上做到了哪些？ 顾彬：中国的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做得不错，1949年以后中国人不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北大老师说，中国人一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他们怕死亡会来，中国人不考虑明天，过现在的日子，喜欢玩，觉得死亡后面没有什么天堂。我想介绍一个很奇怪的例子，我在柏林自由大学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时，那是七八十年代，总和当地艺术家文学家在一起。我与一个人关系密切，认识十多年，有段时间每次她接我电话，都说下次见面吧。突然有一天，她的丈夫来封信，说她死了。我说，没有跟我告别呀。她绝食，不想活。大夫觉得她很快就能好，但她死了。她的很多朋友都喜欢她。但她要求匿名埋葬，除了她的丈夫之外，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这是我一辈子的痛苦，我没有办法跟她告别。现在在德国这是个倾向，死者不要有个朋友能跟他说话的墓，也不希望朋友去。我不理解。 袁凌：我们还是需要亲近的人纪念我们。我坐高铁路过华北平原，看到一些很小的坟，小得像一小撮土，显然被平整过，可能怕被人发现吧。不管死者是伟人还是卑微的人，对于他们的逝去，我们还是要有心意的，否则，死者就太孤独了。 顾彬：我的汉学老师，80多岁，是欧洲最好的学者之一，不写书。他说，死了后，我们不能带走什么。我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死后能带走什么？最近有学者的书说，所有的文化都是从死亡而来的。像中国，为纪念先祖，有寺庙，有音乐，有跳舞。 袁凌：我们没有办法记录我们最后一刻掀开帘子的情景，那是属于神的。在古代哲学家看来，孤独的星球都是有灵魂的。乡下，喜欢把死人埋在田坎下，墓上的野草长得非常茂盛。灵魂的东西，哪里去了？我们的灵魂走不出这个世界，会被重新打造为各种样式。门帘后的东西，我们不知道。米兰·昆德拉说，如果你就活过一次，就等于没活过。 沃尔夫冈·顾彬，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袁凌，作家、资深媒体人。曾就职《新京报》《凤凰周刊》《财经》和《博客天下》等媒体，代表作有调查报道《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不完全调查》《回望吕日周长治之治》，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以及大量小说、散文等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