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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这很难解释。首先，我觉得你的书讲得比较平静。你的小故事、书中的声音是平静的，不是着急的。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看电影或阅读世界有名的小说，我们都能感觉到死亡的权重。你的书，让我感觉不到这种权重。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否对。我的平静，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妈妈是维也纳人。维也纳不是奥地利，它是死亡之都。二战后，我们在德国没有饭吃，要去维也纳吃饭。亲戚唯一的话题就是死亡，他们觉得死亡是好的。我的姨妈92岁，她每天说，还不如死，早点死。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开心的。 袁凌：我为何要平静地描述死亡？死亡本身不包含答案。超越死亡，不是要视死如归，像黄继光一样。面对死亡，要的是安放，人最终要找到一个安置生命的地方，要把这样一个陌生化的经验安放下来。一个人死亡后，不是立马被看做可怕的东西，会被安放在家两天。亲人假想死者还有感觉，其灵魂不是凶恶的，而是亲切的，与他同乐。天亮后，再热热闹闹地送葬。我想给死神狰狞的面孔戴上人性的面具。有时候，你没有温暖的世界，但你能有温暖的帷幕。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再写诗。想请问顾老师，以德国为例，奥斯维辛之后如何还能诗意地生活？ 顾彬：阿多诺的德文很复杂，我们都很难看懂他在说什么。写作允许我们面对自己，治愈自己。二战后的德国作家，是在帮助读者克服困境。我在德国乡村长大，那里也有送葬风俗。人们也喝酒，唱歌。今天的《中国日报》介绍了一个北京大学老师的观点：中国人很难承受死亡，原因是没有信仰。袁凌，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袁凌：没有信仰，确实难以面对死亡，我们可以让死亡更柔和，但到某个时刻真正面对死亡，人道主义是不够的。信仰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宗教，而是你认为死亡之后不是空空如也的，还有其他。让死亡成为门帘，门帘掀起，后面的世界也许更好。这样，你才不会害怕，不会把死亡当作地狱的入口。我从小生活在有神论的世界：祖宗的灵魂在堂屋里供着；山林里充满狐狸精的故事；过年我们会给树喂饭，认为树有灵魂；我身体不好，两岁拜石头做干爹，那块石头一直保留到我14岁。所以，我相信灵魂是存在的。但长大后，这种朴素的信仰是不够的，不理解灵魂为何存在，其意义在哪里？对于死亡，我们要知道它不是全部，也不能去忽略它，要郑重地对待它。如果把死亡当成终结，可能会轻视自身或他人的死亡。 顾彬：欧洲有学者研究历史中的死亡，发现一个很大的区别——过去的人，不是单独去死，而是与家里人一起死。我的乡村有个80多岁的老人，有天死了，房东把他的门开着三天，每天他的孙子孙女都会在他的遗体前祈祷。老人死了以后，不是孤独的。欧洲还有陪人死的大夫，有陌生人告诉你怎么死。在欧美，死亡是个很大的问题。孔子认为，死亡是好的。如果有天死，他希望在弟子中间死去。 袁凌：我们有自由，但不知道怎么用。面对死亡，自由没有用，需要的是安全感。但我们很孤独，我们有乡下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看似正常的社会框架中，人却活不下去了。内心的深处的东西，无法面对，而这会要了我们的命。昨天，又有一个诗人跳楼了。人为什么要自杀？人的死亡，一种是迎接死亡，一种是选择死亡。人们为什么会轻视生命？这可能与民族的创伤记忆没有清理有关。我们很少去回味、体味死亡，寻找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有人说，现在，我们的感觉变得更加精致了，并不是更加善良、文明。您觉得中国文学中有没有对创伤记忆认真反思的作品？ 顾彬：海子的自杀，对海子来说似乎是美的。顾城的事比较复杂，顾城曾要求跟谢烨自杀，谢烨没有同意。对于顾城来说，死亡是轻的吗？顾城认为，生命、生活是沉重的，不是死亡。在西方，人们最大的问题是忧郁症，需要大夫，人的敌人往往是内在的。我在80年代初认识一个德国出生的犹太人汉学家，他现在快80岁。他在美国找不到人讲他的故事，他给我讲他的生活。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死，但全家都死了。原来他家在德国占领波兰后，全家都要被送去集中营，他跑了，但家人都死了。他一辈子没有原谅自己，认为自己应该跟随家人死去。他老给我讲同样的故事，好像祥林嫂一样，需要人倾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