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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不懂生命，不谈死。但他还是说了不少“死”。孔子有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人死的时候，生命才是完成的、完美的。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好。我们面对死亡应该乐观，不要怕。 ——顾 彬 ◇面对死亡，要的是安放，人最终要找到一个安置生命的地方，要把这样一个陌生化的经验安放下来。我想给死神狰狞的面孔戴上人性的面具。有时候，你没有温暖的世界，但你能有温暖的帷幕。 ——袁 凌 顾彬，很忙，一个深秋的早上，他早上4点起床，在青岛忙完工作，下午3点半再赶到北京海淀图书城的言又几书店，与作家袁凌对谈“死亡”。他虽然很疲惫，却动作从容，说话慢条斯理。在对谈开始之前，他从黑色的双肩书包里拿出两本小书放在简洁的茶几上，很普通却很引人注目：小红皮的书是《新华字典》、小黄皮的书是《德汉词典》。作为汉学家，他在对谈的过程中，仍然不忘翻看一次《德汉词典》，以求表意的完美。 谈死亡，对于顾彬来说，是一个相对轻松的话题，或许根源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他讲述了不少自己成长经历中面对的“死亡”，那些“死亡”有乐观，也有内疚，最让他揪心的不是好朋友的逝去，而是没有告别。他不理解，中国人为何对死亡如此畏惧？为何会害怕墓地？非虚构写作者袁凌的新作《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用乡村中国的体验，用最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死过程，回答了顾彬的疑问。从幼年记忆中第一次开石板受伤的“红死”，到饥荒中饿死的年轻人；从遇难的矿工到反革命案件中被枪毙的犯人；从生命最后时刻的作家路遥，到重庆红卫兵墓；从狂犬病被打死的狗到面临灭绝的熊……袁凌平静地记述死亡，试图记住死者说过的话，记住他们的眼神、手势或者气味，“给死亡狰狞的面孔带上人性的面具”。 对谈实录如下—— 顾彬：我最近来到中国，城市到处都是灰色。我困惑，雾霾中人们怎么生存？死亡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我和我的妻子在波恩买房，我看好一个有大花园的房子，但我的妻子害怕，因为房子的主人死在那里。我不害怕。对我来说，墓场不是让我害怕的地方，是让我安静的地方。我不了解中国人怕什么？苏格拉底说，我们搞哲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学习死，我们要学会好死。《论语》里，也有类似的观点。《论语》是非常复杂的书，很多地方不清楚。所以，国内外很多人对《论语》的理解是错的。孔子说，不懂生命，不谈死。但他还是说了不少“死”。孔子有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人死的时候，生命才是完成的、完美的。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好。我们面对死亡应该乐观，不要怕。袁凌，你为何选“死亡”这个题目，最初你选的是“生命”？ 袁凌：这本书，我是从2000年开始写作的，我当时离开家乡很多年，想要有一种方式重建与家乡的联系。我想到一些人，他们很卑微，他们的一生没有什么重大事件、曲折情节，不能构成文学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唯一可以纪念的时刻，就是他们的死亡，会有亲人朋友来纪念他。我想以此纪念他们卑微的生命。我那时生过病，我生长在医院里，我见过很多死亡，有溃烂的死亡，鲜红、雪白的死亡，也有细腻的死亡、没有一点看点的死亡。记录死亡的好处，是能摆脱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束缚。我把每个人平等地表现出来，没有谁重要、谁不重要的差别。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死亡都是头等重要的哲学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害怕它？对死亡，不应是畏惧、拒斥的态度。顾老师为什么在墓地能找到平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