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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蒲松龄的饮酒与其创作。《聊斋志异》的五百余篇小说中，涉及饮酒的情节和人物的有一百八十篇左右，对这些作品我们除了梳理他的文献或者故事渊源之外，是否应从蒲松龄本人的偏好入手，庶几能得其本心。如《酒虫》一篇，写刘氏嗜酒，每独酌则尽一甕，“负郭田三百亩，辄半种黍，而家豪富，不以饮为累也。”有番僧说他腹中有酒虫，为之取出，此虫是酒之精，“甕中贮水，入虫搅之，即成佳酿。”番僧乞虫而去，“刘自是恶酒如仇。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研究者为这个故事找到唐宋乃至印度佛经中的渊源，如《五卷书》、唐代《宣室志》的陆颙腹生消面虫、《朝野佥载》崔爽腹中生嗜吃鱼脍的怪物等，认为小说“就是以‘胡人识宝’母题的构思框架营构的。而其中，又交织着‘宝失家败’母题的神秘意蕴。”(13)但是当我们把蒲松龄的个人喜好和身份背景考虑进来，这个故事的个人与阶层意识也就很明显了。在篇末异史氏的评论，可以看出蒲松龄的用意：“日尽一石，无损其富；不饮一斗，适以益贫：岂饮啄固有数乎？或言：‘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然欤否？”联系上文蒲松龄屡屡在诗中嘱咐儿子种黍，“肥地无多犹种黍”“徒将种秫问罗端”的话，可知在口粮短缺的家庭里，饮酒是一项影响家人生活的沉重负担，而蒲松龄用小说中饮啄前定的话为自己的嗜酒解嘲和辩解，是一种颇有游戏色彩的创作态度。至于番僧取走酒虫，刘氏家贫的情节，更是典型的乡土价值观念体现。在乡村，机会只限于有限的、平面的土地，“大家在极低的生活程度上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竞争，别人的得益常是自己的损失”，(14)蒲松龄生活的物质背景使得这个故事呈现出不同于《五卷书》，不同于唐宋小说的样貌。 其他的饮酒题材也大多地具有蒲松龄嗜饮的印记和个人情趣。《酒友》中“癖于麴蘖”车生，结识了好饮酒的狐狸精，狐狸能预知旱涝，耕种无往不利，“多种麦则麦收，多种黍则黍收，一切种植之早晚，皆取决于狐。”这是多么契合蒲松龄身份与爱好的小农理想啊。再如《王六郎》、《陆判》写酒友的情谊，《酒狂》写一个酗酒无德的缪生，被捉到阎王那里依然至死不悟，终因使酒骂座而亡。有无名氏点评这一篇小说是“戒酒文也”，《沂水秀才》也把“醉人歪缠”列为不可耐事，但从蒲松龄嗜酒的爱好看，他似乎只是讨厌酒友中的“颠酒贼”而已。 总之，在了解了蒲松龄喜欢饮酒的个人喜好之后，我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蒲松龄这类小说题材与主题的私人性质，而这类个性化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在以前的文言小说中是很罕见的。 2.《聊斋志异》对女性的功利要求。在发生灾害的两年，蒲松龄写过两篇表彰女性的诗：《袁太君苦节诗》和《王烈妇》，从内容看似是应酬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袁太君苦节诗》，他特别从袁氏依靠劬劳十指，终夜纺绩，养儿抚姑周济邻人的才干这个角度予以表彰，这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聊斋志异》女性形象。从本文试图还原的蒲松龄生活的物质背景看，那种“旱涝蝗蝻，三载为灾”的饥荒穷困的现实，使所有人都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勉强挣扎，女性的才能和勤劳决定着一家的生计，是格外珍贵的品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是小说最大的亮点，研究者将之与《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类比。其实在所有小说中，《聊斋志异》对女性才干、功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这个拔高一点说是尊崇女性，提高女性地位；而作者本意则是对女性能力的推崇。这是和贫乏的物质与精神背景直接关联的。 首先，聊斋女性最突出的特点是美，身材轻小，细美幽约，达到超现实的程度。像青凤，因为是狐狸，所以“弱态生娇”，可以“提抱以归”；红玉“袅娜如随风欲去”；云萝公主身为仙人，“服色容光，映照四堵”，身体的轻盈如婴儿，连衣服的重量也不堪忍受，恐“压骨成劳”。这些女性样貌的描写极大地满足男性的性别想象。对那些性与口腹同样饥饿的人来说，美貌与轻盈当然是最有用的性魅惑。 其次，性魅力之外，聊斋女性还能满足男性高雅的精神需求。云萝公主可以终日以棋枰、酒具为活，是因为别人为她承担着炊爨纺织的生计；孔生娶了美貌的松娘之后，还需要娇娜这样可以棋酒谈宴的“腻友”；还有连锁、白秋练式的酷嗜吟诗的鬼与妖，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这些技能在北方的乡村女子中确实不可求思，聊斋先生只好托以冥想”。 其三，描写女子的经济才能的，如《小二》、《黄英》、《阿纤》等等，已为大家所熟知。《诗经·氓》有言“燕尔新婚，以我御穷”，无力谋生家人是如此迫切地仰仗着女性的经济之才。像阿纤(《阿纤》)是老鼠精，“窈窕秀弱，风致嫣然”可为佳偶之外，人类得其为妻，来则富饶，去乃虚耗，阿纤不但“昼夜绩织无停晷”，且善聚集粮食，不数年，仓廪盈满，家大富。这个故事更接近农家想象的本色。 其四，《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突破了世俗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地方，往往也是出于物质现实的制约，不得已的变通之举。如所谓“以性行侠”的问题。《侠女》中的侠女用女性的身体为乏嗣的书生诞育后嗣，《霍女》中的霍氏以其绝美的姿色，诱惑富翁为她破家：“妾平生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对穷苦书生则“躬操家苦”，劬劳家务而安于粗粝，又代谋婚姻子嗣，救苦拯溺唯恐不尽。这些在正统道德伦理看来，大逆不道的地方，往往是民间小传统，或者生存伦理的体现。 最后，令蒲松龄深恶痛绝的悍妇，如果能让浪子回头，也不失为砒霜类的毒药，自有用处。《云萝公主》中的侯氏以弓刀对付败家的丈夫，自己“持筹握算，日致丰盈”，丈夫仰成而已。异史氏评曰“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江城》中的悍妇一旦回头，即勤俭善居积，“三年，翁媪不问家计，而富称巨万矣” 另外，1703至1704年间的灾荒，影响了蒲松龄的写作。他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更为通俗的写作中。如通俗俚曲《磨难曲》第一回的[耍孩儿]“不下雨正一年，旱下去二尺乾，一粒麦子何曾见！六月才把谷来种，蚂蚱吃了地平川，好似斑鸠跌了蛋。老婆孩子一齐挨饿，瞪着眼乱叫皇天。”正是这类灾荒的表现。1704甲申岁正月，蒲松龄编辑完成了《日用俗字》，为庄农家常日用所需的农业和养蚕知识，写了《庄农章第二》和《养蚕章第三》，1705年写了《农桑经》。儿子蒲箬说蒲松龄由写《聊斋志异》转向作俚曲、写《日用俗字》，是因为“学士大夫之针砭”，“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谜，而大醒市媪之梦”。(15)我们可以说只有士大夫的古典学养成就不了现在的《聊斋志异》，蒲松龄的坦率和个性来自朴野的民间生活与苦难，这是蒲松龄的灾荒书写给我们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