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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蒲松龄的生活细节 (一)蒲松龄的农人身份 蒲松龄在康熙初年兄弟析箸时，得田二十亩，“荞五斗，粟三斗”，农场老屋三间，家口只有妻子和长子蒲箬。近四十年后，这个小家庭繁衍到三十口人，因食指繁多，起屋增田，“努力起屋宇，一子授一室”，一亩大的院子盖满了房子。为了子女婚嫁，岁岁营构，土木奁粧之费都是很大的负担。同时，蒲松龄的兄弟“皆赤贫”，时常向其假贷。蒲松龄的季弟蒲鹤龄，性颇娇惰，常年依靠他的扶助，大约在康熙十二年，蒲松龄就因鹤龄的告贷，写了《寄弟》一诗，陈述饥荒之年，自家人口众多，难顾兄弟的苦衷。据蒲箬《祭父文》也讲到这位叔父“荡析离居”，家中多口需要赡养的境况。这些家累使得六十余岁的蒲松龄还要“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一直到他七十岁撤帐归家。 蒲松龄诗中说“几回闻雁秋方尽，五次休装岁已终。”(《九月晦日东归》)也就是说，坐馆期间他一年固定有五次回家的机会，想来是参加农田里的劳作，在其青壮年时尤其如此。从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到，每到农忙时节他都会归家(《麦秋旋里》，丁亥)，在六十多岁时还要躬耕田亩(1704年的《重阳前一日作》)有“垅稼至芟终望雨，肩锄才释便啼饥”之句)。因此，可以确定的是，除了老年曾有一二仆人，有了用于出佃的五十亩养老田之外，蒲松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自有土地、依靠家庭劳动力耕作的自耕农。作为塾师只是家庭经济的辅助，虽然他在《咏史》中借诸葛亮的事迹表达了“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的志向，但他家庭还是以田地和务农为本。蒲松龄和家人要自己在田里耕种，获取糊口之食的情形在寒士阶层很普遍。在淄川所属的济南府，“士亦多识耕”；④乾隆《林县志》载“诸生名虽列学，入则横经，出则负耒，士亦农也”。北方普遍粮食产量低下，二十亩地糊口尚且不足，自然当不上出租田地的地主。从他的诗文看，蒲松龄一家的生计主要依靠地里收成，故时时关注着旱涝变化，一有风吹草动，即随之忧喜恐惧，与农人并无两样。如《四月初七喜雨》早起下雨，马上想到“遥忆麦田深半尺，相将着屐一窥园。” (二)经济与生活的细节 蒲松龄的一生都在贫穷与饥饿中挣扎，直到70岁撤帐归家才享受到了“沃壤犹堪留种黍，粗衣幸不至悬鹑”的温饱生活。这种窘迫的生活和自耕农身份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蒲松龄诗文详细地记录了他一生经济状况的起伏，不需研究者仔细地搜求，我们就可以在诗集中发现他的生活细微的变化。⑤古代文人在书信、日记等私人化的写作中涉及个人经济状况比较常见，诗文只是偶尔提及这些生活琐事。因为贫穷、饥饿这些私人化的问题如果不经艺术化、典故化的处理，难以上升到诗意的美。虽有唐代苦吟诗人的啼饥号寒之诗和陆游等的戏贫诗为学习的典范，蒲松龄的诗歌却是更为平和质朴地反映他的生活与心境。在1703至1704年的诗作中，反映蒲松龄个人生活的突出细节有二： 1.饥饿与清贫。糊口之计是压迫了蒲松龄一生的心头大患。“丰岁时将野菜挑”，“丰岁不免缾罍虞”是蒲松龄诗集中常见的话题，想来并不夸张。在灾荒之年呢，野菜、鼠雀还有秕糠都是家人的食物。除了在西铺毕家，蒲松龄和家人似乎始终不免饭粗粝，乃至掺糠菜为食的低水平生活。他的《与两兄共话》感叹“贫贱能伤人，兹言理所有。室人叹于侧，儿女啼其后。”⑥这是中年时的真实状况。到了晚年，依然还要看天吃饭，以各种野菜干粮为食，勉度饥荒，所谓“屑榆挑菜延夏秋”，“溲合菽粟备乾餱”，(《祝年词》)那些“天行害稼俭不收，粥食腊尽缾罍羞。麦苗焦毙仰屋愁，年年望雨穿两眸”的情境和年轻时的哀叹毫无改变。 2.饮酒。饥荒之年几乎使蒲松龄断酒。所谓“凶年禁酒沽，酒贵苦囊涩”。(《又寄王玉斧》“荒年酒贵沽不易”(《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饮断荒年益一痴”(《重阳前一日作》)“饥岁难沽欢会少，莫言归去且徘徊。”(《赠别邱行素》) 蒲松龄的好酒，在其诗词和《聊斋志异》中几乎贯穿始终，在存世的一千余首诗词中，写到饮酒的有二百一十首左右，占了五分之一。这使我们注意到蒲松龄确实是一生好酒。他喜独酌独饮：“细雨滴空庭，独饮不成醉”(《秋夜雨》)；更喜和朋友“入夜出壶酒，促膝话中悃”(《王玉斧忽至，夜出壶酒，对酌倾谈》)。朋友欲去则殷勤挽留：“饥岁难沽欢会少，莫言归去切徘徊”(《赠别邱行素》)，酒能唤起胸中豪兴，忘却愁苦：“愁人拟向醉乡逃”(《独酌》)“直将卯后三杯酒，洗却胸头万斛尘”(斋中与希梅薄饮)；“斗酒破忧悯”(《敛毕》)。既有文人式的载酒笑傲，也有农家乐式的欢聚：秋收后和田舍邻人携酒相欢，各道秋成，下雪天拥衾在床，和儿孙们吃煮豆腐喝酸酒。⑦饮酒是他的嗜好。对嗜酒者多有宥词，对酒后的张狂豪兴描摹真切。 对酒的喜爱使他忘却了荒年的生计和经济的愁苦：“亩田无斗黍，今岁一酿艰”(《敛毕》，不惜“强典春衣买醉乡”(《东归》)酿酒要消耗很多的粮食，在糊口都很艰难的蒲家，因为他的好酒似乎也有小的矛盾。如他和家人儿子之间就曾为种黍秫酿酒问题产生分歧：《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中有“遂以牵萝烦德耀，徒将种秫问罗端。”梁鸿妻孟光字德曜，罗端当为“雍端”，指陶渊明二子陶份和陶佚，此处代之妻子和儿子。蒲松龄常年在外，家务和农事都交给妻子和儿子，大概儿子以全家口粮为重，不愿多种黍秫一类酿酒粮，故蒲松龄屡屡要儿子种黍；《示儿》中有“肥地无多犹种黍，荒庭虽隘亦栽花”；当甲申大灾之年，蒲家犹种黍一亩，且收成不错：“经岁惟存黍一亩，俗农悔不似渊明”(《见刈黍，慨然怀靖节》)。同年的《遣怀》又为明年种黍之计打算：“嗜酒陶潜惟种黍，捉襟原宪不忧贫。今年已作明年虑，笑杀梧桐月下人。”可见嗜酒确实是他一生的爱好。饮酒这个爱好，可以见出蒲松龄性格中天真任性的成分。 蒲松龄的清贫与好酒，在其饥荒之年的诗作中也清楚地展现出来，这种超然、率真的本性正是一种耽于自我的诗人气质，对我们理解他的“狂”和“痴”是有帮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