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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有态度的文学 1990年代的某天，我和作家蒋子丹讨论现代派文学。我说，我觉得中国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完。 中国自有小说以来，历经了魏晋的志异、隋唐的传奇、宋元的话本、明清的白话，到《红楼梦》达到高峰。从片断到巨著，从文言到白话，从编撰到独创，从为说理到写生活，甚至发展路线清晰明了，每个朝代的改变和进步都显而易见。直到新文化运动结束了古典小说的命运。 而报刊的兴盛，语言的革命和西方文学的引进，使小说也有了一个颠覆前人的变化。文学革命倡导有诚意的现实主义小说，号召作家用日常的语言写时下的现实，写普通人的生活，写近距离的人生。在这种号召下，带着现实主义标签的小说进入读者视野，它和当时人们的关注焦点和审美趣味深度吻合，它也将人们对诗歌的兴趣一步步拉向对小说的兴趣，上千年来在中国文学中一直占主体地位的诗歌，从此被小说所替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也由此改变。 现实主义，冷静客观地观察社会，贴近现实，陈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新的创作形式。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理念。它展示的是与社会现实平行发生的另一种现实，是一种可与我们自己的生活互为对照的、更具真实性的存在；它让小说走出了魔幻世界、历史演义、英雄传说以及市井惊奇，而面向整个芸芸众生。它从日常生活中一寸一寸长起来，一直到人们的内心；它开始深度介入我们的生活，展现了对弱势人群的关心，甚至有某种干预性。它成为了一种有态度，有情怀的文学，有鲜明的倾向和价值判断，而不再只是之前供文人雅士欣赏、消遣、把玩的乃至纯粹审美的小众产品。 但是，纵观中国近代小说发展，它几乎从没有风调雨顺过。到1930年代，现代小说终于摆脱了从文言到白话半文半白的晦涩，摆脱了因模仿西方翻译作品而导致语言欧化的别扭，开始成熟，开始有了全新的被称为“成为了一种书面语言”的雅言，但此时，当小说创作进入成熟阶段时，激烈的战争开始，族群的分裂、社会的动荡，令作家无法安定坐下完成作品，时代不给你应有的外部条件。小说的发展也受到阻断。1950年代后，社会进入和平时期，但政治概念的介入，思想的禁锢，令小说成为宣传的一种，实际上是不进而退。回头看看，无论是小说的质量和数量，都远不足以与中国的现实相匹配，也不足以与中国深厚的文学对称。所以，我觉得，现实主义小说这条路，是根本没有走完。 而我，很愿意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把这件事做完。 现实主义小说有着明确的目标要求，现实社会动荡多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繁杂交错，人本性中间的隐秘幽深给这类小说提供了永远取之不尽的源材料，技术上也有着无数的可能。结构搭建、人物塑造、故事轨迹、语言雅俗、章节长短、时空变化，都可有无限的创意。要真正把人生中间最精髓的东西，把一个人的状态，把一个人内心深度的灵魂或者人和人之间微妙复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展示出来，其实很难。我觉得现实主义小说对我来说，始终存在一种挑战性，存在一种可以进行无限创造的样式。 因为对这样一种写作理念的认识和喜欢，我的小说一直不愿意离现实太远。评论家认为我是新写实，这个提法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它实际上是现实主义小说向前跨进了一步，也是我理解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只是新写实这个提法更温和一些。 文学是人学。新写实小说始终关注现世社会最普通的人。它秉持着人道精神，对生活中普通人充满同情和怜惜。同时，它对现世社会也秉持着不合作不苟同的态度。既是近距离的，又是明显疏离着的。它怀有慈悲，同时具有锋芒。它的价值取向清晰明了，无奈感也异常沉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