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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代性”视野的“内”与“外” 1990年代以来关于赵树理文学的这些重新评价，促使人们需要再度面对与之相关的这样一些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1950－1960年代，赵树理无疑表现出了更多“民间”的“非主流”色彩，那么这种“民间性”由什么构成，其具体涵义该如何表述，其与所谓“主流”(包括国家与知识分子)文化之间的具体交互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而从侧重“地域性”的层面，赵树理文学的语言、叙述方式和文化资源无疑与山西“本土”的文化空间构成了直接的对话关系，但却不是对这种地域文化的镜子般的“反映”，而包含着赵树理关于乡村、地域、中国、现代等不同层级的问题的思考。事实上他的文学创作过程，也正是赵树理与乡村的文化惯习、地域的生存空间与普遍的生活愿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现代文学的体制运作等一系列“势”与“力”“讨价还价”的结果。 该如何描述这种在直接回应在地的、也是普遍的文化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创作/创制，显然需要超越基于单一话语框架和历史视野的“一孔之见”。赵树理文学史地位的暧昧性，正因为从1940年代开启的赵树理评价史，始终是在特定的现代性想象中展开的。这其中固然存在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革命”与“新启蒙”、“乡村”与“城市”、“一体化”与“差异性”、“地域差异”与“国族统合”等等的对抗与矛盾，不过，在一个重要的起点上，这些批评话语却分享着共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它们始终是在“现代”的“文学”与“中国”想象这一话语体制的内部视野来评价赵树理的。如果不能将“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话语建制来加以看待，不能意识到一种超越这一现代建制的历史视野的可能性，赵树理文学可能就始终是“似是而非”的。赵树理所携带的那种当时以及今日的人们感到不适的、难以指认的剩余物，正因为他在“文学”与“中国”之为“现代”的一些前提性条件上，保持着与这一话语体制的张力。 因此，需要在重新追问“现代”的“中国”、“文学”如何被历史地构造这一基本理论前提下，来重读赵树理文学。如此探讨赵树理的历史意义，不是要在“是”或“不是”、“支持”或“反对”现代文学的意义上扭转甚至颠倒既有的赵树理评价，将其塑造为另一意义上的“伟大作家”。而是重新进入赵树理文学文本实践自身，探讨不同的文学力量如何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既要重新面对赵树理在文学书写中如何与不同的力量“讨价还价”，也要把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本身作为问题，从而重新进入具体的文化、知识、权力关系格局中承受的历史压力及其蕴含的理论性思考。 我们仍旧置身于赵树理所面对的“现代世界”。但与赵树理及其同时与后代的人们不同的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彻底现代化”(也可称“全球化”、“后冷战”、“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赋予了我们历史地思考现代性的契机与诉求。如果不能历史地理解“现代世界”如何被建制出来，如果不能触摸到这个世界的“边界”与它的内在运转机制，“反思”现代性不过是一句空话。赵树理的暧昧性，他的“似是而非”，他与曾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现代化潮流之间的“龃龉”和种种不适，为我们提供的是某些反思性的历史张力点。借助这些张力点，我们得以进入历史的“裂缝”、触摸不够光滑的历史接榫点，并理解因“不合时宜”而显露的“时”之建构性。赵树理并不是一个有着历史的先见之明的反现代英雄，毋宁说，深刻地浸淫于中国乡村世界的内在文化、惯习、情感的肌理，以及在现代世界的“失败”经验所促成的反省与自觉，还有特定情势造就的历史动力与曾经“作为英雄”的自信，使他相信自己熟悉、能够理解并用文学加以塑造的世界，可以构造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这也正是赵树理文学在今天仍具有重读价值的关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