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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个体”及其外 与40－70年代评价的暧昧性相比，有趣的是，1980年代基于“反思”乃至“告别”40－70年代主流文学这一基本诉求而展开的“新时期文学”实践，给予赵树理的倒是相当明确的判断。不过，这种判断的明确性，与其说是对赵树理文学性质的准确概括，不如说更直接地凸显了“新时期”话语本身的意识形态限定。 在70－80年代之交完成的几本当代文学史(16)中，赵树理是被作为“17年文学”少有的几个经典作家而享有单章书写的殊荣的。但是，随着80年代中期的话语转换，一种在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中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新启蒙话语，则将赵树理视为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代表作家而予以否弃。其典型论述，则是李泽厚所说的“文艺界古典之风空前吹起”、“以中国下层农民传统战胜和压倒了西来文化”(17)。赵树理文学，成为“农民文化”、“革命文化”、“前现代文化”、“封建文化”之间对等号的代表性呈现。在这种批评话语中，赵树理文学是“革命”的，但却是“封建”的。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论框架之中，填充的是中国农民文化、西方文化(知识分子启蒙文化)，而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根本就是由于中国没有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启蒙文化，而导致的封建主义文化的复辟。这种思维模式，构成了整个8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内在逻辑。 有意味的是，正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格外明确地指认出了赵树理文学与“封建文化”(农民文化、前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后者其实也是《讲话》所强调的“工农兵文艺”，与“民族形式”论争所关注的“旧形式”、“民间形式”，要在国际共产主义地缘政治格局中赋予中国革命以“中国性”的要素。在“新时期”的启蒙现代性视野中，中国的现代性本身似乎是不需要任何地缘性因素和“地方性知识”来确认其合法性的。但奇怪的是，在同一时期一篇更重要的近乎宣言性文章中，李泽厚在批判革命救亡导致西方文化启蒙在中国的不彻底并造成了封建主义复辟的同时，却又提出了“创造性转换”儒家文化传统的解决方案，似乎新儒家的传统文化与他所批判的“封建主义”完全是两码事(18)。将赵树理文学与“革命”、“封建”、“前现代”一同打包，扔进历史垃圾堆，不过是一个现代化意识形态高涨时代的政治策略。但无法忽略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赵树理文学遭遇到了更为彻底的“遗忘”(19)：不止是赵树理的作品丧失了被人们阅读的兴趣，而且这些作品所书写的中国乡村社会也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得面目全非。 无论新时期文学出于何种意识形态需要而否定赵树理文学的意义，但不能否认的是，如何言说赵树理的“现代性”确实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其实也是伴随着1940年代赵树理成名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问题。 可以说，批评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其实就是用左翼的革命语言批评他缺乏革命的现代性。在1940年代访问过赵树理的一位美国记者那里，这一问题的表述则直接得多。1948年亲身进入中国解放区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一面说赵树理是“解放区除毛泽东、朱德之外最著名的人”，同时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不满：赵树理小说“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却没有反映出来”(20)——人物扁平化，缺乏心理描写和内在激情，也就是在说赵树理作品中不存在作为“现代”最终标志的个体/主体。显然，这与李泽厚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的日本中国学界，关于赵树理文学是否具备现代性这一问题的争论，以罕见的理论深度展开。这就是两位日本学者近乎迥然不同的评价：洲之内彻认为赵树理的文学不具备“现代”的资格，而在竹内好那里，赵树理文学却是“超越了现代”的新颖文学(21)。不论是“不现代”还是“超越了现代”，总之赵树理文学都不是一般的现代文学，不存在一般现代文学的主体形象、心理描写与内在情感逻辑。这正是所有争议的根源。1980年代的李泽厚称赵树理文学乃是所谓“古典之风”，其实并不是格外的偏见。这种否认赵树理作品的文学性与现代性的观点，始终是如何评价他的一个焦点，而在那些贬低性的评论中则更是随处可见。不过，真正的问题，正如竹内好所提出的，不在于赵树理文学是否是“现代”的，而是评论者所持的现代文学观。如果意识到人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共识，可能是特定语境下历史建构的结果，“现代文学”的主流观念并非意味着那是文学现代性内涵的全部，而存在着“别样”的现代文学的可能性，那么，关于赵树理文学是否现代的争论，就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是”或“不是”的层面，而需要进一步追问：具有内在心理深度的个体是现代文学的必要前提吗？现代文学与“作为主体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关系？人们所理解的和所熟悉的现代文学，是否包含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将某种产生于西方特定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的现代创制物，视为普遍性的存在？如果说现代文学的“普遍”标准其实带有着这样的地方性印记和出身，那么该如何理解现代文学的“中国性”，以及基于中国本土历史经验而创制的别样的现代文学的可能性？ ——当“现代性”这一普遍评价标准本身成为问题时，关于赵树理文学是否“现代”的争议，或许真正显示出的是这一作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其作品中那些无法被普遍的现代文学框架所包容的“剩余物”，将迫使评论者反思自己所谓“现代文学”之“现代”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