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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间”、“地域文化”及其外 进入90年代，赵树理及其文学作品开始逐渐地以另外的评价方式得到人们的重新关注。 在“重写文学史”这个脉络上，从1994年开始，上海学者陈思和陆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22)，提出了“民间”这一理论范畴，赵树理文学被作为“民间”文化的典范。相对于新启蒙论述的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农民/知识分子的二元论，陈思和构建出的是一种三元格局：“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在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赵树理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就在于“唯有他，才典型地表达了那一时期新文化传统以外的民间文化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龃龉”。陈思和并从《“锻炼锻炼”》等小说中勾勒出了一条与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国家与知识分子)相抗衡的民间文学传统及其“隐形结构”(23)。 这种探讨赵树理文学的方式，显然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史关注的历史视野。“民间”这一范畴，启动的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以及当代文学主流之外的历史因素，这被史学家表述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差别，也涉及包括民间文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界所反复论及的“民间”与“正统”、“本土”与“现代”的分流，同时还使人回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民谣运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正统论”这些曾经的主流论述。就当代文学的发生而言，最重要的是，“民间”无疑也曾是1930－194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的一个关键词。但陈思和的“民间”概念，作为一个文学史范畴的涵义并不明晰，而更像一种价值观的表述。“民间”所代表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它比“国家权力”更为“真实地”表达出了“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同时也比知识分子文化更接近于“人类原始的生命力”。这事实上也就是说，它的涵义和价值始终是在对抗国家、知识分子的过程中被赋予的。固然可以说“国家权力”、“知识分子文化”这些东西是“规范性”的、建构性的乃至暴力性的，但也不能因此认为“民间”的文化就是“自由活泼的”。这背后依据的“文明”(生命力受压抑)和“原始”(生活本身)的对立，不过是一种自我/他者的镜像二元论而已。而且，在国家、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化这三者之间，并不能说民间文化始终是一个对抗性的存在，更准确的说法毋宁说这三者始终是变动不居而互相渗透的。具体到赵树理和他的文学创作就更是如此。 但是，陈思和的“民间”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在于，他使得人们需要去关注赵树理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因为正是在陈思和所揭示的三元格局中，“中国”与民族－国家想象、“文学”与启蒙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关系被有意无意间凸显出来，而赵树理的“民间”属性所开启的，则是当代文学之为“当代”的特殊性所在。尽管在陈思和的问题意识中，他所瞩目的完全是三者的对抗性而非同构性。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赵树理所调用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与“中国”的国族想象之间的关系，赵树理创制的当代文学与新中国政治运动及国家构建方式之间的互动，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反省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缺陷”等，也开始成为“问题”。如果说赵树理文学并不是“农民主义”的传统文艺形态，那么，在国家、乡村、农民、民间、文艺传统与现代的“文学”等范畴之间，该如何解释赵树理的存在？ 事实上，如果在一种后设的历史视野中，来看待陈思和于90年代提出“民间”这一范畴的针对性，关于赵树理的重新评价和关注也存在某种历史一致性，这就是在80年代式的“宏大叙事”内部去寻找差异性表述。如果说“农民”是一个太笼统的范畴，它总是要在与“知识分子”的并立中得到理解，那么“民间”则希望进一步在“国家”、“知识分子”之外划出一种话语表述的可能性。 与这种寻求差异性表述的诉求一致，“地域文化”也是90年代评论界重新阐释赵树理的另一路径。其中的代表性论著，是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这本书从地理环境、民风民性、地方民俗、作家的知识构成以及文学文本的表述方式等方面，详尽地阐释了赵树理及马烽、孙谦、胡正、束为等被称为“山药蛋派”的山西作家群，是在怎样的地域文化语境中被塑造出来，同时又如何最终受制于这一文化背景(24)。“山药蛋派”涉及的这些作家，在1950年代曾以山西省文学刊物《火花》为阵地发表作品，周扬等评论家也曾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来加以倡导，用以推进当时文学创作的“个性、独创性”。但“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被命名，则是80年代初期的产物，同时被命名的还有以孙犁为核心的河北作家群“荷花淀派”(25)。这种追认4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流派”的做法，显然与“重写文学史”思潮着力寻求甚或发明“一体化”文学时期的内在差异性的历史诉求直接相关。事实上，朱晓进的著作本身就是一套大型丛书“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由曾以研究现代文学史与文学流派而著称的严家炎主编，由王富仁、钱理群、凌宇等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中坚力量组织并推动，写作者则是80－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新生力量。这套丛书将“区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史范畴独立地提出来，强调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26)。 强调并关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特定“区域”的地理条件、文化传统、人文景观等的“小传统”，也就是关注“中国”的内在差异性。但与“流派”、“民间”等范畴不同的是，在这里，地理空间的差异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它使人们去关注在笼统而整一的“中国”国家内部，由于地理环境、行政区划与自然条件构成的独立地域里面存在的差异性文化传统。关注这种以“地域”显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性，事实上也并非文学研究界偶一为之的举动，可以说，在90年代，当代文学创作界、历史学界与思想界，特别是大众文化市场，“区域”(或“地域”)文化都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键词。 在史学界和思想界，“区域”(地域)成为突破传统的国家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其中产生影响的重要著作，有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27)、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28)等。这种研究特色曾被汪晖概括为“区域作为方法”(29)。这一脉络的历史研究，可以概括为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海外中国学界的影响、思想界寻求一种能够突破国家主义视野的研究框架的努力等不同因素结合的后果。而在文学创作界，90年代初期以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人们发明了“陕军东征”这一说法，以强调在当代文坛的整体格局中特定地域(省)文学的突出影响。而以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为代表的“上海热”，以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三位作家为代表的“河北三驾马车”，以及各省文联、作协等文化机构全力推动各种关于本省(区域)文化特色的宣传策略与文学创作，表明“区域文化”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重组当下中国文坛格局的关键语汇。这种文学创作上的导向性，也构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另一侧面。这个侧面并不止是文学史著作或教材的重写，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宣传举动(诸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重新将本省领域曾在历史上出现的作家作为地域文学的“传统”而发明出来。赵树理在这种情境下也是一个重要典范。2006年，赵树理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似乎显得格外隆重。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20集电视连续剧《赵树理》，歌剧《小二黑结婚》也被重排演出。与此同时，山西省设立“赵树理文学奖”、修建赵树理文学纪念馆，赵树理的家乡及其写作过的地方，则被开发为旅游重点区域。显然，这种突然兴起的“赵树理热”也是不同力量介入的后果：既有新世纪“三农”讨论引起的对农村问题的广泛关注，也有“红色经典”怀旧的消费动力，更有在新的文化市场和旅游业促动下对地域文化的消费与发明。 正是在这些纵横交错的文化脉络与建构力量的耦合之下，赵树理又一次被人们热烈关注。在“农民”、“乡村”、“民间”、“传统”等关键词之上叠加的“地域”(或“区域”)这一维度，似乎将赵树理研究引向了更为“在地化”的文化实践场域，但同时也或许在塑造另一种“似是而非”的赵树理形象。赵树理固然是植根于山西、三晋这一文化区域的，但他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作家”。更重要的是，正如程美宝所指出的，所谓“地域文化”必须被视为一种“现代建构”的结果。如何叙述“地域文化”，本身是中国从晚清帝国的“天下”转换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环节，它由中国“读书人”所建构，并且“国家观念和地域文化观的论述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辩证关系”。问题真正的关键之处是，并不存在着“地域文化”这样的历史实体，诸种被称为地域文化的形态其实一直是其被建构出来的过程中，“各种势力讨价还价的结果”(30)。在新世纪的“地域文化”热中浮现的赵树理，同样需要这样历史地看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