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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继承了周氏兄弟文学翻译路径的是茅盾。② 茅盾1916年自北大预科毕业，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翻译最早也是从此开始的。茅盾最早翻译的小说是威尔士的幻想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刊载于《学生杂志》第4卷1、2、4号(1917年1、2、4月)。他翻译的第二篇小说是美国洛赛尔·彭特(Russel Bond)的科学小说《两月中之建筑潭》，刊载于《学生杂志》第5卷1—12号(1918年1月5日—12月5日)。幻想小说、科学小说，看起来仍然是晚清翻译的余绪。茅盾的译文，仍然还是文言的。从翻译方法上看，也是“用华变夷”的改写方法。茅盾居然描写小说主人公的书桌“左定窑壶而右莎翁集”，主编竟认为小说中的那个美国学生有“定窑壶”是合情合理的，他在发排时甚至还加上了“砚”和“香炉”[8]。 1919年后，受《新青年》五四运动的影响，茅盾的翻译开始转向。他翻译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发表于1919年8月20－22日《时事新报》。此后，他又翻译发表了契诃夫、斯特林堡、莫泊桑、萧伯纳、托尔斯泰等的小说及剧作。1920年1月1日，茅盾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一文，列出了他的翻译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再次出现于这个月茅盾主持的《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宣言”中。这个计划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作家有：比昂松、斯特林堡、易卜生、左拉、莫泊桑、白里欧、霍普特曼、高尔斯华绥、果戈里、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显克维支、席曼斯坦；第二部分的作家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萧伯纳、威尔斯。第一部分的作家偏重写实派、自然派；第二部分的作家偏重问题小说。从这个名单看，茅盾的翻译对象较为接近《新青年》前期的名家名著。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所提到的文豪多数包括在茅盾的名单中。 茅盾对于文学与新思潮的关系的强调与陈独秀接近。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续)里说：“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三大文豪之左喇，自然主义之魁杰也。易卜生之剧，刻画个人自由意志也。托尔斯泰者，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世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益非可以一时代之文章家目之也。”茅盾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他认为：“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所以，18世纪个人主义的新思潮，发源于卢梭的Nouvelle Heloise和Emile，这两部是小说；19世纪家庭个性主义的新思潮，起于易卜生的A Doll's House，这一篇是剧本。尼采的超人哲学，结晶在Thus Spake Zarathustra，这部也是小说。俄国少年党是以赫尔岑做中坚的，赫尔岑便是个文豪，他所做的Whose Crime？便是部小说。其余如人道主义劳动主义他于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便是个大文豪。所谓大勇主义是罗兰先说起的，罗兰也是个文豪。萧伯纳、哈德曼等都拿文豪的资格提倡社会主义。自来新思潮的宣传，没有不靠文学家做先锋呀！”③茅盾对于写实派、自然派文学的强调也自陈独秀而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一卷3号和4号连载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介绍西洋文学。陈独秀认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几种不同阶段，而中国文学尚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阶段。④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追逐19世纪科学昌兴之后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茅盾对于西洋文学的分法更为切近，他认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在自然主义之后又加上了更新的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不过，尽管如此，茅盾认为，中国文学尚停留于写实主义之前，不过“因为艺术都是根据旧张本而美化的。不探到了旧张本按次做去，冒冒失失‘唯新是摹’，是立不住脚的。所以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⑤ 自加入《新青年》以后，茅盾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开始将翻译对象逐渐集中于俄苏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茅盾只赶上了《新青年》的尾声，不过恰恰是《新青年》的激进左倾时期。我们知道，陈独秀到上海后，《新青年》同人分裂，在北京只有周氏兄弟继续写稿。陈独秀于是在上海发展了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左”倾青年作为《新青年》的中坚，茅盾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新青年》的。据茅盾回忆：“大概是一九二零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9]他还提到：“那时候，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不给《新青年》写稿，所以写稿的责任便落在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身上，他们也拉我写稿。当时我们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10]在1920年12月10日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信中，也有“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11]的说法。 在陈独秀南下上海以后的《新青年》上，翻译主要由周氏兄弟承担，茅盾进入《新青年》后也主要从事译介工作，壮大了周氏兄弟的阵营。茅盾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在译介上与他们思路一致，相互配合。茅盾的文章常常与周氏兄弟的文章并列登在《新青年》上。《新青年》八卷2号上，周作人翻译发表了柯罗连珂《玛加尔的梦》，茅盾翻译发表了《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新青年》九卷3号上，鲁迅翻译发表了日本菊池宽的《三浦右衙门的最后》，茅盾翻译发表了《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新青年》九卷4号上，鲁迅翻译了埃罗先珂的《狭的笼》，茅盾翻译发表了挪威包以尔的《一队骑马的人》。《新青年》九卷5号上，周作人翻译发表了西班牙伊巴涅支的《颠狗病》，茅盾翻译发表了爱尔兰葛雷古夫人戏剧《海青赫佛》。在此我们看到，茅盾关注匈牙利、挪威、爱尔兰等弱小民族“为人生”的文学，关注苏俄，与周氏兄弟路径一致。 茅盾的更大贡献，是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延续和光大了周氏兄弟的翻译传统。从1921年1月开始，茅盾主持改革《小说月报》，该刊从此成为以“为人生”为主旨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刊。茅盾主持的《小说月报》沿袭了《新青年》后期的风格，以大量篇幅翻译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俄国文学及日本文学等。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第一期(12卷1号)的“译丛”翻译发表了(俄国郭克里)《疯人日记》、(日本加藤武雄)《乡愁》、(俄国托尔斯泰)《熊猎》、(波兰高米里克基)《农夫》、(爱尔兰夏芝)《忍心》、(挪威般生)《新结构的一对》、(俄国安得列夫)《邻人之爱》及“杂译泰戈尔诗”。弱小民族四篇，俄国三篇，日本一篇，这个翻译构成基本上是《新青年》翻译的延续。据笔者粗略统计，茅盾主持革新后的《小说月报》1920－1921两年时间(其后由郑振铎接任)，翻译总量仍然与此相符，其中弱小民族文学85篇，俄罗斯文学75篇，其他国家文学明显较少，其中，法国文学19篇，英国文学9篇，日本文学8篇，美国文学4篇。对于俄国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是茅盾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的突出特点。茅盾在主编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时候，一共只编辑过两个专号，正是“被损害民族的文学”(12卷10号)和“俄国文学研究”专号(12卷号外)。 《小说月报》所翻译的弱小民族文学，涉及多种不同的国度，包括瑞典、匈牙利、印度、波兰、比利时、挪威、新犹太、捷克、芬兰、新希腊、智利、阿富汗、爱尔兰、塞尔维亚、乌克兰、阿美尼亚、波希米亚等国。因为对于弱小民族文学术有专攻者不多，其中很多作品都由茅盾本人转译。以《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为例，茅盾翻译了这个专号中的大量作品，如“小说”中的(新犹太)拉比诺维奇的《贝诺思亥尔思来的人》，(克罗西亚)森陀卡尔斯基的《茄具客》，(捷克)波西米亚贝克的《旅程》，(乌克兰)L. Vkraink的《巴比伦的俘虏》，“杂译小民族诗”中阿美尼亚、乔具亚、乌克兰、塞尔维亚、捷克、波兰诗人的十首诗，全系茅盾所译。茅盾还写了《芬兰的文学》、《新犹太文学概观》等文，另外茅盾还请他的弟弟沈译民译了(塞尔维亚)Lazarevic的《强盗》和Chedo Mijatovich所著的论文《塞尔维亚文学概观》。除此之外，其余的译作都来自周氏兄弟的笔下，其中周作人翻译了(波兰)科诺布涅支加的《我的姑母》，(新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思的《伊伯拉亭》，(英)劳斯《在希腊诸岛》，(芬兰)哀禾《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还翻译了(波兰)诃勒温斯奇的论文《近代波兰文学概观》，鲁迅翻译了(芬兰)明那·亢德的《疯姑娘》、(勃拉格利亚)跋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还翻译了(捷克)微拉绥克的论文《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可以说，这个“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大致上是沈氏兄弟和周氏兄弟合作的结果。 由此也可见周氏兄弟对于茅盾的支持，可见《小说月报》与后期《新青年》的渊源。的确，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与周氏兄弟，特别是周作人，联系紧密。周作人当时是“五·四”的理论家与翻译家，地位颇高，无论是文学研究会还是《小说月报》，都在竭力寻求周作人的支持。茅盾对于周作人相当恭敬，不但一再请求周作人予以稿件支持，而且就《小说月报》的编辑安排诸方面问题进行请教。只要看一看当时茅盾致周作人的信，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在茅盾主持《小说月报》这段时间，他与周作人的通信，多是在请示翻译稿件等方面的问题。在1921年7月20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茅盾向周作人详细询问有关于这一年十月《小说月报》拟出“被压迫民族文学号”的事情，部分引录如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