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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唐书·五行志》所录唐代寒燠异常现象，首见于显庆四年(659)，至中唐时期(765—835)而明显加剧，除了贞元十九年(803)的三月大雪、夏季亢旱、秋天早霜，甚至在元和十五年(820)至长庆元年(821)先后出现了三月雹、八月雪、仲春二月海水冰的寒燠异常极端气候。与《五行志》的记载相比较，中唐诗人的寒/燠感知与书写，整体而言，未能充分反映当时剧烈的寒燠异常现象，并且集中在白居易与韩愈两大家身上。藉由韩愈、白居易对寒/燠的同时异感，探讨诗人对自然环境变迁议题的敏感度与掌握能力，以期能对诗歌的抒情传统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有所回应。 【关 键 词】中唐/气候异常/韩愈/白居易/同时异感 【作者简介】廖美玉(1955-)，女，台湾台中人，文学博士，逢甲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唐代文学、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台湾 台中40724）。 一、前言 在诗人的吟咏中，人与自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诗》《骚》而至汉魏晋宋的创作，随手拈来的河洲雎鸠、蒹葭白露、杨柳雨雪、秋菊落英、木叶坠露、池塘春草、日夕山气等场景，敷设出诗人的无穷闻见感思，在理论上遂出现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1](P1728)，钟嵘《诗品·序》的“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2](P76)，都清楚地映现出人呼应着大自然的变化而抒发个人情志，日常生活中亲切的自然变化，尽成了最贴近生命的感动。 唐诗多聚焦在山水自然的审美观照，尤以诗画交错互涉所映现的深美意境，形塑出物我和谐的一方情意世界，在盛唐王、孟诗中达到极致。中唐“诗到元和体变新”的诗人自觉，迥非唐前诗歌创作所能涵摄。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之《唐宋间社会之变迁》即指出：“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3](第十六章)包弼德在《斯文：唐宋的转型》中特立《755年之后的文化危机》一章加以讨论[4](PP.114-154)，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亦有精辟见解[5](P220)。中唐文学的转变，除历来所关注的“安史之乱”等人事影响，自然环境的变迁应是另一个关键因素。本文拟藉由韩愈(768-824)、白居易(772-846)对寒/燠的同时异感，反映出中唐诗人对极端气候的不同感知与书写，以期能对诗歌的抒情传统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有所回应。 二、中唐的寒燠异常现象 检视《新唐书·五行志》[6](PP.871-958)，可以发现唐代寒燠异常现象，首见于显庆四年(659)的“二月，大雨雪。近常寒也”。至咸亨元年(670)有“十月，大雪，平地三尺，人多冻死”，证圣元年(695)有“六月，睦州陨霜，杀草。吴、越地燠而盛夏陨霜”，久视元年(700)有“三月，大雪”，而久视的三月大雪，在朝廷上引发了一场论辩，兆示着寒害问题的呈现与观念的转变，《新唐书·王求礼列传》记载： 久视二年三月，大雨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瑞，率群臣入贺。求礼让曰：“宰相燮和阴阳，而季春雨雪，乃灾也。果以为瑞，则冬月雷，渠为瑞雷邪?”味道不从。既贺者入，求礼即厉言：“今阳气偾升，而阴冰激射，此天灾也……”群臣震恐，后为罢朝。[6](P4173) “久视二年(701)三月”的时间点，与《五行志》记载为元年有落差，疑为同一场三月雪。苏味道以传统祥瑞之兆解释三月大雪，王求礼则以“季春雨雪”、“冬月雷”等气候异常现象为“天灾”，指陈阳春三月出现寒天大雪，乃违反人们的节候经验，其对农牧造成的灾害，实难以弥补。王求礼已能将天变与人事脱钩，惟初盛诗人吟咏春雪，仍重在赏玩兴味，气候异常尚未成为关注的对象。 中唐时期(765-835)气候异常现象明显加剧，除了初期陆续出现二月雨雹、三月木冰外，贞元元年(785)正月出现大风雪，次年正月平地积数尺大雨雪，贞元十七年(801)、二十年(804)的二月也都降下大雨雪，尤其是贞元十九年(803)再度出现三月大雪，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有云： 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7](P338) 可见贞元十九年(803)三月大雪、夏季亢旱、秋天早霜，如此冷热极端的异常气候，使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严重欠收。而元和九年(815)出现三月陨霜、六月大燠，接着就有元和十一年(816)的十二月桃杏开花，元和十二年(817)的九月雨雪，尤其是元和十五年(820)三月至长庆元年(821)二月，在短短的一年内，即先后出现了三月雹、八月雪，乃至仲春二月的“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里，东望无际”。唐代海州即今江苏连云港市，海水结冰意味着温度达到了极低点。而这年冬天竟是“少雪，水不冰冻，草木萌荑如正月”。此外，还有宝历元年(825)八月邠州霜，大和二年(828)九月“徐州、滑州李有华，实可食”，大和三年(829)秋早霜，以及大和五年(831)正月京城阴雪弥旬、次年正月雨雪踰月等异常气候。如此寒燠异常的极端气候，打乱了植物生长的节序，也超出了人们的经验法则与物候常识，以致人有冻死者，而春杀桑、秋杀稼等记录，也显示了春秋寒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 面对中唐气候异常现象明显加剧，诗人中以韩愈、白居易的感知与反应最值得关注。白居易在元和初应制举时，于华阳观内“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而作《策林》[8](P3436)，其《立制度》即揭橥：“故作四时八节，所以时寒燠、节风雨，不使之过差为沴也。”[8](P3481)期待藉由制度的建立，使四时节序依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循环，人只需顺应时节，寒冬拥衾，酷暑挥汗，守候着春花的开放。另一方面，韩愈、柳宗元与刘禹锡有关天人关系的论述，则属于天变与人事的辩证与反思，柳宗元《天说》引韩愈之言： 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9](P195) 韩愈把人类界定为大自然的破坏者，认为人类生存所需无一不是取自大自然，甚至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不惜改变自然原有的物性，人的需求愈大，对大自然的破坏也就愈大。为此，韩愈提出“残斯人”以恢复天地阴阳元气的悖论。韩、白对自然气候的关注点明显有别，反映在两人的寒/燠感知与书写上，乃出现同时异感的情况，恰可响应韩、白诗风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