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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向独善：白居易的“苦热”感知与书写 相对于韩愈的苦寒书写，白居易的书写则侧重于中唐气候的暖化现象。元和二年(807)白居易初任盩庢(今陕西周至)尉时，有诗《观刈麦》描述黄河流域五月农忙的景况：“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10](P4656)显然暑热并未影响农业生产。惟当三年后白居易作《秦中吟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10](P4673)其中的《轻肥》一诗写朝臣盛宴，结语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10](P4676)，已注意到江南旱热导致严重的民生问题。因而当元和十年(815)白居易作《与元九书》时，犹以杜甫“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为不足，进而自诩：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明显以直言致祸的担当，从事诗歌创作，如《伤唐衢二首》其二有云：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10](P4663) 白居易以朝廷谏官的身份，不避官场忌讳，甚至招来闲人的非议，大有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气概。同一年白居易即因直言而贬为江州司马，生活空间往南移，其《秋热》诗所称“西江风候接南威，暑气常多秋气微”[10](P4884)，地点即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元和十三年(818)改忠州刺史，十五年(820)还京，长庆二年(822)又自请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至文宗大和元年(827)还京，总计白居易的江南经验超过十年。中唐异常气候本有向南延伸的现象，再加上白居易与元稹为诗友，两人因政治际遇而常有分处不同地区的处境，因此彼此以诗代书，相互印证气候，如白居易《雪中即事答微之》的“莫道烟波一水隔，何妨气候两乡殊”[10](P5001)，元稹《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序言的“南方物候饮食，与北土异”[10](P4525)，其对于寒燠异常气候的感知，理应更为敏锐。 早年以讽谕自许的白居易，元和二年(807)在京所作《月夜登阁避暑》诗⑧，首先揭露“旱久炎气盛，中人若燔烧”的久旱酷热，因而夜至都门外的佛寺避暑，却逃不开“回看归路傍，禾黍尽枯焦”的民生问题，故有“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的感叹[10](P4657)。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在江州更注意到南方秋季的不明显，所作《秋热》云： 西江风候接南威，暑气长多秋气微。犹道江州最凉冷，至今九月着生衣。[10](P4884) 面对南方极热的暑气，九月季秋犹穿着夏衣，是白居易南迁后最难适应的。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有《苦热喜凉》诗云：“经年苦炎暑，心体但烦倦。白日一何长，清秋不可见。”[10](P4795)漫漫炎暑造成心体的极度烦倦，对清秋的渴望也就特别殷切，因而不断感知秋天的迟迟不来。 白居易年近耳顺时，更多的“苦热”之作，实已由兼济转向独善，努力在“独善诚有计”上发挥，其大和四年(830)在洛阳作《苦热》云： 头痛汗盈巾，连宵复达晨。不堪逢苦热，犹赖是闲人。朝客应烦倦，农夫更苦辛。始惭当此日，得作自由身。[10](P5093) 白居易时任太子宾客分司的闲职，故诗中自称“闲人”、“自由身”，却仍为“汗盈巾”而头痛苦热，比起朝客与农夫的烦倦苦辛，白居易不免为自己的“独善”而有些惭愧。惟如大和六年(832)河南尹任上作《赠韦处士六年夏大热旱》云： 骄阳连毒暑，动植皆枯槁。旱日干密云，炎烟焦茂草。少壮犹困苦，况予病且老。脱无白栴檀，何以除热恼。(华严经云：以白栴檀涂身，能除一切热恼而得清凉也。)汗巾束头鬓，膻食熏襟抱。始觉韦山人，休粮散发好。[10](P4981) 面对毒热骄阳造成动植枯槁、茂草烟焦的旱灾，白居易已不再有当年“将何救旱苗”的兼济之志，除了借助佛教白栴檀的清凉功效，更向往山人的无所拘束，纯属独善之计。同时又作《苦热中寄舒员外》诗云： 何堪日衰病，复此时炎燠。厌对俗杯盘，倦听凡丝竹。藤床铺晚雪，角枕截寒玉。安得清瘦人，新秋夜同宿。非君固不可，何夕枉高躅。[10](P4997) 与前一首诗同样强调年老体衰者的不耐炎燠，随着生理与心理欲求的大幅降低，只期望有凉爽的卧具可助一夜好眠，对同宿者甚至以非“清瘦人”不可的坚持，将肥胖与炎燠作了不当的连结。至于大和九年(835)重回洛阳的闲职，写作《旱热二首》，除了一再表达“彤云散不雨，赫日吁可畏。端坐犹挥汗，出门岂容易”、“勃勃旱尘气，炎炎赤日光。飞禽飐将坠，行人渴欲狂”等酷暑户外活动的辛苦，还对公府折腰、驿路走马、征夫逐客等为生活而日夜奔波者感到同情，甚至写出“壮者不耐饥，饥火烧其肠。肥者不禁热，喘急汗如浆”，以肥壮者的不耐饥与热，对比出自己的独善之计： 安知北窗叟，偃卧风飒至。簟拂碧龙鳞，扇摇白鹤翅。岂唯身所得，兼示心无事。谁言苦热天，元有清凉地。 此时方自悟，老瘦亦何妨。肉轻足健逸，发少头清凉。薄食不饥渴，端居省衣裳。数匙粱饭冷，一领绡衫香。持此聊过日，焉知畏景长。[10](P5127) 不同于王维以心静清凉的修养化解酷热的环境威胁，白居易乃以闲散老瘦自我消遣，于是肉轻、发少等身体缺陷，薄食、端居等生活空乏，都成了抗热良方。至于因杨嗣复、李珏被贬而作《旱热》云： 畏景又加旱，火云殊未收。篱暄饥有雀，池涸渴无鸥。岸帻头仍痛，褰裳汗亦流。若为当此日，迁客向炎州。(时杨、李二相各贬潮、韶。)[10](P5211) 白居易很容易流汗，且一热就头痛，特别不能适应旱热的天气，因此一改中年对南方的喜好，对于贬官炎州的杨、李深表同情。其晚年所作《老热》乃云：“何人不苦热，我热身自由。卧风北窗下，坐月南池头。脑凉脱乌帽，足热濯清流。慵发昼高枕，兴来夜泛舟。”[10](P5119)同样的“苦热”，白居易显然写出了完全不同于杜甫的感受，危言致祸的遭遇，使白居易避开了杜甫“百年歌自苦”的书写径路，另外开辟出闲散自适以抗暑的独善之路[4](PP.80-85)，由“将何救旱苗”、“农夫更苦辛”的兼济之志，转向脑凉脱帽、足热濯流、白昼高枕、夜来泛舟的乐活兴味。 中唐的极端气候主要呈现为异常严寒与暴雪，白居易诗中虽不乏咏雪之作，却极少触及苦寒，针对元和六年(811)二月的那一场春雪而发的《春雪》，则又涉及比较多的议论，诗云： 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寒销春茫苍，气变风凛冽。上林草尽没，曲江水复结。红干杏花死，绿冻杨枝折。所怜物性伤，非惜年芳绝。上天有时令，四序平分别。寒燠苟反常，物生皆夭阏。我观圣人意，鲁史有其说。或记水不冰，或书霜不杀。上将儆政教，下以防灾孽。兹雪今如何，信美非时节。[10](PP.4661-4662) 仲春二月，已是草长水漾、杨柳绿、杏花红的春意盎然，而一场“生平未曾见”、“气变风凛冽”的异常春雪，弥天漫地、连宵竟日地覆盖了大地，曲江水再度结成冰，花红柳绿瞬间灭绝。面对这种“寒燠反常”所造成的“物性伤”、“物生皆夭阏”，不同于韩愈、刘禹锡与柳宗元在天论中的理性剖析与论辩，白居易回归到“儆政教”、“防灾孽”的灾异说，强调“上天有时令，四序平分别”的常态轨道，并以“信美非时节”论断这一场春雪。显然地，白居易对于寒燠反常所造成的极端气候，既非以科学性的态度探索真知，也不是用文学性的眼光欣赏奇景，因此，白居易面对中唐一再出现的严寒与暴雪，采取“不书”的回避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