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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青年》构成了晚清至“五·四”翻译的现代转折，它的传统为《新潮》《小说月报》等新文学报刊所继承和发展。《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也体现在《新潮》之中。大体来说，《新潮》较多承续胡适的思路，茅盾的《小说月报》较多发展周氏兄弟的路径。 《新潮》是《新青年》的学生刊物。《新潮》第一期创办于1919年1月1日，这时候《新青年》尚未结束，正办到六卷1号(1919年1月15日)。《新潮》的创办者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都是北大的学生，《新潮》是在他们的老师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影响和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据傅斯年在二卷1号《新潮》发表的《〈新潮〉之回忆与前瞻》一文：《新潮》酝酿之初，他们与当时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商量，陈独秀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经济上的资助，显然是对于《新潮》的最大支持。《新潮》创办之始，即聘胡适为顾问，“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周作人则亲自担任了《新潮》后期的主编。胡适在《新潮》上发表过《李超传》《非个人主义的生活》及新诗，李大钊在《新潮》上发表过《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周作人在《新潮》上发表过新诗及多种翻译。鲁迅当时虽然不在北大任职，不过也在《新潮》上发表了小说《明天》，翻译了尼采的《察拉图是特拉的序言》，并专门应傅斯年之约发表了《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新潮》与《新青年》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 《新潮》既注重发表新文学作品，也很重视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前一个方面较多为人提及，后一个方面不太为人注意。事实上，在《新潮》中，创作和翻译一向是并重的。在《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化名“志希”)发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一文，表明《新潮》对于国内文坛的态度。这里的“小说界”，既包括创作，也包括翻译，文中的评论也因此分为两个部分。 在翻译评论的部分，罗家伦借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话，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只是翻译介绍了柯南道尔、哈葛特、大仲马等“多半是冒险的故事及‘荒诞主义’的矫揉造作的作品。东方读者能领略Thai keray(萨克雷——引者注)同Enatole France(法郎士，当为Anatole France——引者注)等派的著作却还慢呢。”由此可见，“现在西洋文学在中国虽然很有势力，但是观察中国人所翻译的西洋小说，中国人还没有领略西洋文学的真价值呢。”对于中国的翻译，罗家伦有四点建议：第一：“最要紧的就是选择材料”。选择材料的标准是“改良社会”，翻译外国可资借鉴的作品，由此柯南道尔、司葛特之流不必译，“取材不必限于英美，就是俄、法等国也都可以，如Tolstay, Moupassant同英国H. G. Wells等人的小说尤以多译为是。”第二，翻译须用白话。第三，翻译上须准确，罗家伦在这里批评了晚清翻译的随意删节，如魏易翻译狄更斯《二城记》删除了第三节，马君武将托尔斯泰的《复活》译为《心狱》，后半部全未译出。第四，不可以中国事物改写原文，如“林先生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无良’‘某事契合中国先王之道’的评语”。 《新潮》的另一位主将傅斯年，在《新潮》一卷3号上专门发表了《译书感言》，强调翻译的重要，并表明自己的翻译观。《译书感言》一文开头一段是： 现在中国学问界的情形，很像西洋中世过去以后的“文艺再生”时代，所以去西洋人现在的地步，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赶上他不必用几百年的功夫；若真能加紧的追，只须几十年的光阴，就可同在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澡了……至于我们赶他的办法——省事的路程——总不外乎学习外国文，因而求得现代有益的知识，再翻译外国文的书籍，因而供给大家现代有益的知识。照这看来翻译一种事业的需要不必多说了。这是典型的“新青年式”的进化论心态，而以翻译作为“追赶”西洋的方法，也显然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译书感言》接着说： 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林译的几种最下流的小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对于林纾的翻译，短短几句话居然用了两句“最下流的”，这种咒骂显然也来自《新青年》对于林纾的贬低，只不过学生的口气更加夸张，并且，傅斯年还附带上了对于严复的批评。 傅斯年将自己的翻译思想概括为两句话：“(一)译书人对于作者负责任，(二)译书人对于读者负责任”。前一句话强调的是译文的准确，为此，译者须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和知识储备；后一句强调的是译文的有用，即需要翻译的是对于社会、对于读者有正面影响的文本。就文学而言，傅斯年认为，值得翻译的就是胡适所说“名家著作”，“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这是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条提议。”在翻译方法上，傅斯年提出三条原则。一是“用直译的笔法”，二是“用白话”，三是“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用‘提要’的方法，不必全译。”很显然，“直译”来自周氏兄弟，“用白话”来自胡适，大概只有不太重要的第三条是傅斯年的自创。 从《新潮》前后两任主编傅斯年、罗家伦的这两篇文章看，他们的翻译观大体是在追随他们的《新青年》导师。在翻译的功能上，傅斯年以翻译作为追赶西方最新思想的说法，不过在重复陈独秀。罗家伦认为，翻译在于“改良社会”，简直回到了梁启超。对白话翻译的强调，对林纾等晚清译文不准确的批评，也是追随《新青年》的思路而来。 《新潮》的文学译作不算太多，不过却颇有名篇。《新潮》第一卷第1号上没有文学作品翻译。一卷2号上只有一篇译作，即宋春舫翻译的德国作家苏特曼(Hermann Sudermann)的剧作《推霞》(Teja)。有趣的是，尽管罗家伦与傅斯年都在文中提出翻译必须使用白话，《新潮》所发表的这第一部文学翻译《推霞》(一卷2号)却是一部文言译作。 苏特曼是与霍甫特曼(Gerhart Hauptmann)齐名的德国近世戏剧家，也是最早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德语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卖国奴》曾由吴梼翻译发表于1904－1905年的《绣像小说》。宋春舫在《推霞》的译文小序中，攻击了剧中的女性人物，认为苏特曼剧中女性人格“皆卑鄙凶淫不足道”，“难免无耻之讥”。译文发表后，鲁迅看到很不满意，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1919年1月30日)说：“昨天看见《新潮》第二册内《推霞》上面的小序，不禁不敬之心，油然而生，勃然而生；倘若跳舞再不高明，便要沛然莫之能御了。”[5]同年4月16日，在发表于《新潮》一卷5号的《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中，鲁迅再一次表示，“《扇误》译得很好，《推霞》实在不敢恭维”[6]。鲁迅的看法并不孤立。1920年3月，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在致郭沫若的信中，也认为宋春舫的序言“非常武断，不类深能了解Modern Spirit之人”[7]。此后，宋春舫的翻译在《新潮》消失了，而被鲁迅表扬的《扇误》的译者潘家洵接连刊载了多部精彩译作。 潘家洵是《新潮》上最有成就的翻译家。鲁迅所说的《扇误》系潘家洵译王尔德的名作，刊登于《新潮》一卷3号(1919年3月1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青年》五卷6号(1918年12月15日)、六卷1号(1919年1月15日)号、六卷3号(1919年3月15日)正在连载沈性仁翻译的王尔德的《遗扇记》。《遗扇记》与《扇误》系王尔德同一剧作(Lady Windermere's Fan, 1892)的不同译名。也就是说，《新青年》《新潮》两家兄弟刊物同时刊载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部剧作，堪称奇观，由此也足见《新潮》与《新青年》的思想倾向的一致性。《新潮》编者在潘家洵《扇误》译文的最后有一说明：“潘君译此剧，著笔于两月以前，迨译成四分之三以后，始见《新青年》五卷6号要目预告中沈性仁女士已译成之。潘君亟欲辍译，同社诸君则谓如此名剧不妨有两种本译，功亏一篑，殊为可惜。于是潘君完成此稿。”易卜生这部剧作乃五四时期名剧，1923年洪深再次翻译此剧，更名为《少奶奶的扇子》，刊于《东方杂志》第21卷2－5号上，他还将此剧搬上舞台，引起社会轰动。 接着，在《新潮》一卷5号上，又出现了潘家洵翻译的另一部名剧，易卜生的《群鬼》。《新潮》对于易卜生的兴趣显然也是跟随《新青年》而来。事实上，《新青年》四卷6号的“易卜生专号”(1918年6月15日)，《新潮》的几位干将早已参与其中了。“专号”的重头戏易卜生的《娜拉》，即由罗家伦翻译。不过，罗家伦译本不太令人满意，胡适重新翻译了第三幕。《新青年》出版后，前两幕署罗家伦名，第三幕署胡适之名。胡适承诺还会重新翻译前两幕，后来大概太忙，没有做到。不过，这事却由潘家洵代为完成了，潘家重译了《娜拉》的前二幕，再加上胡适译的第三幕，成为一个完整的译本。潘家洵后来成了最为著名的易卜生翻译大家，《新潮》一卷5号的《群鬼》，即是他的早期译作之一。 其后，《新潮》二卷1号(1919年10月30日)刊载了潘家洵翻译的又一部名剧，肖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萧伯纳是五四时期的热门人物，差不多与易卜生齐名。《新青年》“易卜生号”在目录之前醒目位置刊登“本社特别启事”，预告本年十二月号《新青年》将刊登“萧伯纳专号”，翻译发表肖伯纳的《人与超人》《巴勒伯大爵》和《华伦夫人之职业》三剧。然而，让人失望的是，《新青年》的“萧伯纳专号”终于并没有如约出版。潘家洵所翻译的《华伦夫人之职业》是否是当时为《新青年》而预备的，不得而知。不过此剧在《新潮》发表，倒是弥补了《新青年》的缺憾。1920年，汪仲贤将此剧搬上剧场，隆重演出，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的一个盛事。 《新潮》二卷2号，潘家洵所翻译是美国Margaret Thomson的小说炉火光里。Margaret Thomson并非名作家，只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名女学生，不过，这是一部反映父母与子女有关跳舞问题冲突的小说，潘家洵认为，在家庭冲突的中国，这类问题有研究的必要。《新潮》二卷4号，潘家洵再次翻译发表肖伯纳的剧作题为《陋巷》。 自二卷5号起，周作人担任主编，他给《新潮》的翻译带来了一些变化。《新潮》二卷5号发表了鲁迅翻译的尼采《察拉图是特拉的序言》，周作人翻译的俄国弥里珍《老乳母》，还有《新潮》同人中与周氏兄弟比较接近的孙伏园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呆子伊凡的故事》。《新潮》三卷1号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作家千家元垫的小说《蔷薇花》、剧作《热狂的小孩们》，孙伏园翻译的犹太作家西尔雪般的剧作《暗中》。周氏兄弟所偏好的俄国小说，日本小说及弱小民族小说，开始在《新潮》上露面。不过，仅此两期而已。此后，《新潮》出了三卷1号出了一个“世界名著介绍特号”就停刊了。此期的“世界名著”并不包括文学名著，而是杜威、罗素等人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新潮》杂志创办的时间并不长，仅有两年零两个月，共十二期刊物。从上述文学翻译的情况看，《新潮》是追随《新青年》的，不过《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也体现在《新潮》之中。我们注意到，作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虽然支持《新潮》的创办，却没有给《新潮》写过文章。对于《新潮》影响较大的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潮》主将多是胡适的弟子。《新青年》后期内部分化，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上海，大谈政治，转向马克思主义。《新潮》却不为所动，仍然走在胡适所支持的“国故与科学”的路径上。从翻译上看，《新潮》也较受胡适影响。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提出“取材不必限于英美，就是俄法等国也都可以”，“也可以”表明并不以法、俄为尚；傅斯年的《译书感言》明确主张胡适的“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在《新青年》上，胡适主张翻译名家名著，翻译易卜生，而后起的周氏兄弟主张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日本文学。潘家洵对于易卜生、萧伯纳等人的翻译，对于问题剧的关注，正是循胡适的思路而来。直到周作人主编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发表俄国文学、日本文学，《新青年》上最为重视的弱小民族文学，则只有一篇孙伏园翻译的犹太作家西尔雪般的剧作《暗中》勉强可以代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