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表现“忏悔”，却显得过于简单 再说说忏悔问题，也许这是作者希望《蛙》要达到的“思想高度”。不久前在山东大学一次研究生的座谈会上，莫言回答学生关于《蛙》的提问时，也讲到在特殊的年代，许多人都做过违心的事情，可能出于某种从众的心理，比如大家都打老师，你不打，就可能会被逐出某个圈子。所以不能只要求他人忏悔，而自己不忏悔。又说，“姑姑”这个人物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但她是忏悔的。②我理解莫言的意思是，《蛙》是要表现某种忏悔的意识。但是，“姑姑”晚年对自己所从事的计划生育工作完全否定，把自己说成“手上沾满腥臭的血”，这就是“忏悔”?相信因果报应，总幻想着无数小泥娃娃将要去投胎，就是“忏悔”?这种“忏悔”的精神内涵未免过于简单。忏悔不应当只是源于恐惧的逃脱，也不只是道德上的自责和懊悔，而应当是一种担当、再生与希望。而在《蛙》的结尾，我们就几乎看不到担当、再生与希望。这部小说的结束，给人感觉仍然是压抑的。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小说中叙事者蝌蚪是以书信形式与日本友人杉谷义人联系的，在第四封信中，蝌蚪开始表示要忏悔当年逼迫王仁美流产的罪，在最后一封信中，蝌蚪则询问杉谷义人：“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蝌蚪似乎已经意识到赎罪是不可能的。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作者的自白，莫言有他的困惑，而他对“忏悔”的“认识水平”并不见到高出于蝌蚪，起码我们读小说时感受不到这点，加上叙事者蝌蚪和超越性叙事者之间的关系不明确，甚至有些混同，读者总是容易把蝌蚪看作是作家本人。因此莫言虽然努力，却未能成功抵达“忏悔”这一主题的彼岸。 也许这又回到前面说的主题的悖论，在《蛙》这部小说中，我们是始终难于找到叙述者或潜在叙述者明确的态度的，这让读者卷进矛盾的涡旋中，甚至有某种晕眩感，而这种悖论的涡旋，也许就是共和国历史本身固有矛盾性的表现吧。莫言显然意识到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带来对生命的管控与扼杀是残酷的，但如果在中国特定时期不实行这一政策，人口膨胀的后果又是另外一种残酷。这就是国家发展的政治和生命个体的矛盾，几乎是“无解”的矛盾，只容许无奈地选择其一。 莫言毕竟只是小说家，他大概并不想提供特别的“思想”或者“历史观”，他对历史的“文学叙述”主要出于感觉，他时常放纵这种感觉，在人性与欲望的旷野里奔走，难免停不下来脚步，去做深入的思索与把握。 无论如何，《蛙》放在当代文学中，或者和莫言自己其他作品相比，都显示出某些鲜明的特异性。这部小说一改过去莫言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狂欢喧哗的氛围，酣畅的“语言流”，以及“重口味”的风格，③语言回归朴素平淡，书信体的叙述格局④也显得比较舒缓自然，整个作品追求某种超越感，带有哲理韵味，虽然主要人物塑造有些“断裂”，艺术上也不够完整，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另一个富于创造力的莫言。 注释： ①2011年9月18日，莫言接受新浪文化读书采访，在提到《蛙》时说：这是他的一部比较特殊的小说，“它塑造的人物，小说的结构，所要表达的个人的一些想法，应该在我过去的11部作品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②2013年4月27日莫言受聘为山东大学讲座教授，他在受聘之后与文学院研究生座谈时，说了以上这番话。 ③关于莫言常见的风格之观点论述，可参见拙文《莫言历史叙事的“野史化”与“重口味”》，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④《蛙》的结构有别于莫言以往的任何一部小说，整部小说就是五封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信，而最后一部分竟是一部戏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