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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形象的前后断裂 但我觉得《蛙》有点可惜。它触及到生命的主题，发现人类面临的某些难解的困扰，却浅尝辄止，未能做更深入的表现，甚至遮蔽了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分析一下姑姑这个人物，她的“未完成性”，妨碍了小说主题的深入。 “姑姑”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来塑造的。她出身红色家庭，父亲是八路军著名的军医。年幼时她曾有过和日军司令员“斗智斗勇”的经历。解放后，“姑姑”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从卫校毕业就当了乡村妇科医生，推行新法接生，取代旧时“老娘婆”野蛮落后的接生法，大为减少了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经“姑姑”之手接生的婴儿上万个，遍布高密东北乡，她是乡民心目中的“菩萨转世”，“送子娘娘”。小说用有些神化的笔法写“姑姑”的接生技术之高妙：她的手在病人身上一摸，十分病就去了七分。“姑姑”也曾有过美好的青春，当时高密全县不超过十块手表，“姑姑”已经戴上了一块英纳格；送她手表的未婚夫居然还是令人羡慕的飞行员。不料这个飞行员叛逃到台湾，从此给“姑姑”带来厄运。在“文革”中，“姑姑”少不了受到批斗，但不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满怀热情投入计划生育工作。她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努力维护计划生育先进公社的荣誉，不让一人超生。她苦口婆心动员乡民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像指挥打仗那样给已生二胎的放环，三胎的结扎，若计划外怀孕，则强行打胎，甚至不惜推倒房屋以示警戒。这些措施几乎引起民愤，乡民骂这位昔日的“活菩萨”为“婊子、母狗和杀人魔王”。可是“姑姑”“照单全收”，大义凛然，即使挨打受难，也要不折不扣实施“国策”。细读小说，能感觉得到作者是把“姑姑”作为一代有品格、有能力、有事业心的党员干部来写的，特别是小说前半部，“姑姑”无疑是正面形象，作者写到她时甚至不时还用赞美的笔调。 但请留意，到小说后半部，笔调就逐渐变了，对“姑姑”的描写不时伴有讽刺与批评，甚至流露某种厌恶。如写“姑姑”给计划外怀孕的王仁美做引产，产妇大出血，“姑姑”毫不犹疑抽了自己600cc血给产妇。这时在叙述者“我”的眼中，“姑姑”竟是“面相丑陋而恐怖”。而到了小说第4部，陡然大变，“姑姑”仿佛变了个人，从“胆大包天”变得胆小非常，她甚至被一只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昏厥倒地。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也许是因为时代在变，也许因为“姑姑”毕竟老了，退休了，心肠软了；但更主要的，是作者开始试图让“姑姑”忏悔了。 某个夜晚“姑姑”醉酒回家，在洼地里迷路了，感觉被一片蛙声所包围，蛙声如万千初生婴儿的啼哭。她又被愤怒的青蛙所缠绕攻击，魂飞魄散，昏死过去。是泥塑师傅老郝搭救了“姑姑”，她便嫁给了老郝。此后“姑姑”几乎人格分裂，总想到自己“手上沾有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她经常精神恍惚地回忆并念叨各种曾被她“扼杀”的婴儿的模样，让老郝捏成泥娃娃，供奉起来，想象着他们再去投胎降生。可以说，后半部的“姑姑”和前面所说带有英雄气息的“姑姑”判若两人，也许作者本意就是要让“姑姑”忏悔，对自己多年实施计划生育的工作进行反思，同时带动读者一起反思。 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小说这样写“姑姑”的忏悔或者反思，是很突兀的。“姑姑”承认了自己的工作是“扼杀”婴儿的罪过，等于完全否定了计划生育以及以往自己工作的合理性。这个在自我谴责与赎罪的“姑姑”，看起来似乎心理很复杂甚至有些变态，实际上是单一和扁平的，几乎就是概念驱使的人物。如果说，前三部所写的“姑姑”，在实施计划生育工作时，虽然风风火火，坚持原则，但毕竟还有内心的矛盾与困惑。所以她才会说自己要“入地狱”，才会说所做的是“大道理”管“小道理”的工作。这时期的“姑姑”形象应当说还比较丰满，但第4部之后的“姑姑”一反常态，成了另外一个人，形象也变得单薄了。问题还在于，为何“姑姑”有如此大的转变?是什么促成“姑姑”要忏悔赎罪?在作品中几乎看不到“过渡”。因为一场醉酒迷路、遭受青蛙攻击，就突然觉悟，要反思赎罪?这未免太过简单。所以，我认为“姑姑”这个人物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这个计划生育干部给人印象颇深，但后半部分的“姑姑”就变得单薄，几乎成了概念化的人物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