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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腊哲学的开端 正因为对存在以及通往存在的道路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巴迪欧和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史的认识也彼此对立。正如马克·修生所说：“巴迪欧向海德格尔发起的争论所关注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哲学的开端，以及这一开端如何规划了我们与哲学的关系。”(21)而这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诗性语言与散文话语的关系。对此巴迪欧有一个清晰的表述：“当巴门尼德把他的诗视为对女神的祈祷，并以一个入会队伍的形象开始其诗篇，我想有必要指出，我们没有，尚且没有进入哲学。一切依赖于叙述和揭示的真理都还受制于神秘，而哲学只有在它欲图撕下神秘的面纱时才能出现。对巴门尼德来说，诗意的形式是本质性的东西，它的权威证明了让话语和神圣之物之间的亲近保持原封不动是合理的。然而哲学只能开始于去神圣化：它建立了一个话语王国，这个王国是哲学自己世俗的嫡子。哲学要求用世俗的论证打破深奥言说的权威。”(22)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伟大贡献就在于让哲学重新关注被遗忘了两千多年的存在，而通往存在的道路则是神秘深奥的诗性语言。因此巴迪欧的上述判断似乎后退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老路，但支持巴迪欧做出这一判断的内在理据与传统哲学史观的理据却迥乎不同：传统哲学史观之所以认为以理式为核心的柏拉图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开端，是因为在理性与感性、精神与肉体、本质与现象的对决中，柏拉图哲学标志着这些二元对立中前者对后者的绝对胜利，也就是说，标志了形而上学的绝对胜利。而支撑巴迪欧做出这一论断的根据并不在于他要像传统的形而上学那样把某个先验的假设作为世界的本质，而是在于他认为，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以辩论为基础的话语、服从批判理性检验的话语战胜了诗意的语言，理性战胜了神秘，哲学从诗性的神秘中破茧而出了。巴迪欧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进而把数学作为这种理性话语之终极根据和保证，认为正是数学使得纯粹世俗的、论辩性的话语彻底驱逐了诗性的深奥言说的权威，并创造了一个普遍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深奥的言说再也没有容身之地。 巴迪欧对海德格尔后期将诗意语言当作真理的唯一载体提出了异议，他拒绝对语言进行深度解释，拒绝对语言做契合无间的倾听，拒绝把语言视为真理之处所。如果真有某种学科能胜任真理本真的处所，巴迪欧认为那不是诗而是数学。古希腊文明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诗，而在于希腊人为世界贡献出了哲学。为什么哲学只能产生于古希腊？那是因为他们在数学上取得的突破。巴迪欧宣称，诗发轫于许多古代文明之中，比如印度、中国和埃及，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亚于希腊，但唯有希腊才发生了数学的突破。人们肯定会反对说，数学在这些文明中也有灿烂的发展，而且一些重大的数学发现还是来自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对此巴迪欧并不否认，但他认为希腊人对现代数学思想中的两个本质性理论的发现做出了关键贡献，即推理上的自明—推论模式和认真对付各种悖论带来的挑战的那种意愿，这些挑战来源于古希腊人对非—存在问题所做的那种严格或者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希腊人不是发明了诗，毋宁说他们用数式打断了诗。在这样做时，在他们做减法练习时，减法乃是对以虚无命名的存在之忠诚，希腊人打开了存在论文本的无限可能性。”(23)形而上学对诗的胜利，在海德格尔这里，标志着希腊哲学的衰落：曾经被古希腊人当作根据的存在被逐渐遗忘了，连对存在的遗忘也被遗忘了，整个西方哲学从此踏上一条越来越背离存在的歧路。而对巴迪欧来说，恰好相反，诗的衰落和形而上学的诞生标志着希腊哲学真正开始，并踏上通往存在的道路：“诗歌将自己怀旧性地托付给自然，这只是因为它被数式阻断了，而‘存在’，诗歌追求的正是存在之在场，只是对虚无所做的不可能的填充，因此，在纯粹之多的那些神秘之中，数学从中不确定地辨别了我们对存在本身究竟能够言说些什么。”(24)正如诺里斯所说：“对巴迪欧来说，古希腊哲学真正唯一性的事件就是它突破(诗)到达了另一种思之秩序，这种思不再渴望那久已失落的存在之丰盈，不再渴望存在与现象之间源始的联系，这些东西会把思重新带回它在那些恼人的二元对立出现之前所享受的情境；那些二元对立便是主体—客体、心灵—自然、理性—直观等等，它们紧紧抓住了西方后希腊文化的话语。”(25) 这场诗与哲学的对垒让我们想起西方思想史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诗与哲学之争。贬低诗歌崇尚哲学的一方以柏拉图和当今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为代表，他们要么干脆禁止诗歌，要么至少提醒它安分守己。推崇诗歌批评哲学的一方以巴门尼德和海德格尔为代表，他们坚持声称诗歌完全有权作为古希腊思想的源泉而被关注，而且这个源泉至今依然是我们抵达被长期遮蔽的真理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因为前文的论述而认为巴迪欧在这一争论中站到了柏拉图一边，则是一种误解。他评论海德格尔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给数学正名，把数学应得的荣誉归还给它，将数学视为任何存在论的方法论；至于诗，巴迪欧不仅无意贬低，相反还抱有崇高的敬意，只要读到他在《存在与事件》中对荷尔德林和马拉美的评论，这种误解就可以消除了。 正如诺里斯指出的那样，尽管巴迪欧对诗之本质与海德格尔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仍然共享了一种认识：诗歌不是情感的事业，而是思想的事业。“诗亦可思”在巴迪欧这里也是第一位的规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