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穆旦的晚期作品主要集中在一个年份：1976。他的诗所显示的意识维度与情感经验既先知般的孤独，又隐约构成了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的深远呼应。从青春时代开始的对个人与社会生活史的探索，由此所进行的自传式的质询，再次重现于他的晚期诗歌并深化为一种晚期风格。穆旦的晚期风格所体现的不仅是一个诗人的生命晚期，也是浪漫主义诗歌话语的晚期，和一个乌托邦社会及其观念史的晚期。 【作者简介】耿占春，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对穆旦来说，复苏于1976年的写作确已进入晚期。然而穆旦的晚期更像是一个重新写作的开端，就其诗歌所涉及的多重主题和多重灵感来说，穆旦的这一时期更像是诗人写作生涯的一个中期，如果不是翌年初到来的死亡打断了这一过程的话。穆旦生命中及时赢得的这一年份的写作不仅对诗人自己是如此珍贵，也为中国诗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例外。或许缘于制度的因素，或许更深地缘于自我内在性的消失，20世纪里大多数中国诗人没有晚期写作，更没有晚期风格①，许多著名诗人只有青春期写作及青春期风格。这些青春期风格带着一丝疑似天才的闪光接着就沉落在暮气沉沉的平庸之中。这正是穆旦的晚期风格令人感到着迷的缘由之一。 一 1976年春天，重新在诗歌话语中出现的穆旦散发出非凡的活力。最初的时刻，他对自己衰老的外貌带着一副旁观者的微笑。《听说我老了》②带着难以想象的温情与嘲讽语调，无疑，穆旦此刻的自我理解主要参照的不是作为生命自然时序中的身体，而属于一个诗人内在性的持续生成，他自觉到一种成熟的自我之歌正在唱出。年岁的老被诗人视为一种偏见或“传说”： 它唱着，“时间愚弄不了我，/我没有卖给青春，也不卖给老年，/我只不过随时序换一换装，/参加这场化装舞会的表演。” 此刻穆旦有着一种难以掩饰的骄傲：衰老的身体只是一件外衣，诗人似乎是入乡随俗地随时序“换一换装”。引号内的话语带着一种罕见的乐观，而这种回答实则是一种内心独白，诗人的声音始终处在高于或深于那些关于衰老的谈话者的地方。诗人强大活力的源泉在于：它参与诸多生灵在更广阔空间的游戏。这是一个内在性的奇迹宣告：诗人内心的存在依据并没有在身体折磨与政治迫害中丧失。 穆旦的晚期写作无疑有着对身体的自然史与精神生活史的双重参照，但他深切地感受到对自我、对个人记忆与经验的表达需要一种更强大的依据或参照更广阔的事物“列表”：从“深心的旷野”、存在的或想象的物种到“凝神的山峦那辽阔的静穆”。在精神生活史的意义上，穆旦似乎并不打算接受晚期的概念。但他无疑知道或深信，他生活在自然意义上的晚年，和一个观念史意义上的晚期社会。自然史意义上的晚年让穆旦的晚期风格时常充满哀伤，几近一种悲哀的“浪漫主义人格”；然而诗人对他生活其中的一种观念史意义上的晚期社会的洞察力，又使他极具批评性的想象力，就此而言，穆旦的晚期风格指向的是一种话语的开端，他是一个开始者。穆旦将哀婉的个人感情有力地置于观念史的批判之中，又使之成为一个浪漫主义情感的终结者。 在《“我”的形成》一诗中，对自我的质询更明确地指向了谎言制度、机关、权威和制度的荒诞性。这是穆旦晚期诗歌中一种坚韧的力量：他能够提供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测振仪般的敏感性，一种对更广阔的经验世界的检测与敏锐表达，而非仅仅是一种个人记忆或专名化的私人经验。在穆旦这里，个人经验与感受力及其话语表达镌刻着一种社会与历史属性：这种属性不是外部力量强行打上的，而是来自诗人自身的一种巨大的、成熟的主观性的力量，正是这一主观性的力量，将经验世界的各种碎片熔铸为诗歌的话语。 穆旦是一个能够对非诗的经验、尤其是政治与社会经验进行转换的诗人：“报纸和电波传来的谎言/都胜利地冲进我的头脑，/等我需要做出决定时，/它们就发出恫吓和忠告。”时值“文革”后期，宣传机器制造的谎言已经在每一个人那里被内在化。他如此“轻易地”让“报纸和电波”进入“我的形成”这一经验核心，如此强有力地逆转了“报纸和电波”这些“红色词汇”的语义，这得力于穆旦对经验世界及它所激发的思想能量的注重。对穆旦而言，诗就是强有力的思想。穆旦接着描述了一个被动的我的形成： 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挥一挥手，他从未想到我，/正当我走在大路的时候，/却把我抓进生活的一格。 这既非偶然的比喻，也不是什么象征，而是一种现实。穆旦发展出一种批判性想象力和修辞方式，将一种抽象的生存事态与感性的直接性描述融为一体。对自我的反省构成了穆旦政治社会批判的灵感：“从机关到机关旅行着公文，/你知道为什么它那样忙碌?/只为了我的生命的海洋/从此在它的印章下凝固。” 被动的感受是穆旦一生中、尤其是他后期生活不断重复着的负面体验，从“反右”直至“文革”中“历史反革命”的定罪，加之于诗人身上的罪名都有从机关到机关的公文旅行程序，被给定的命运上都加盖有“印章”。一枚枚印章使自由的生命渐渐“凝固”。与此同时，穆旦的诗显示了对主体与生命的自觉，难道在这些悲哀的诗句中穆旦不是在同时探索着拯救的可能性?至少逃离陷入一个牺牲品或殉葬品厄运的可能性?“我知道泥土仍将归为泥土，/但那时我已被它摧毁。”当诗人如此警觉的时刻，可以说他已经在逃离被摧毁的命运。 有理由把穆旦的晚期风格视为一种“批判性的传记”或“批判性的自传”式的写作，由于一种社会性的自我建构的普遍参照既非凝神的山峦般的静穆，亦非自由的生灵，而是绝对权力的支配，是机构的公文、印章，尤其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报纸和电波传播的谎言，穆旦把一种批判性的自传作为他的方法与灵感。批判与否定性是从面对一种传记式的自我形象的质疑开始的。穆旦的晚期写作是1957年知识分子“葬歌”主题的一种反题。再也无法回避对集体英雄主义和神话式政治权威的怀疑，再也不能回避谎言、恐吓、最终摧毁自我的政治荒诞。 晚期写作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一种自传性的意义，甚至不论一个人所写的是什么样式的文体，晚期风格总是一个隐含着自传意识的写作。对穆旦来说，情形更为复杂，一种批判性的自传意识使穆旦属于晚期又超越了晚期。无论如何，此刻穆旦的心境绝不属于衰老意义上的“老年”，他在《自己》一诗中表现了一种关于非确定性的自我意识，一种自我的未知属性和纯粹无根性的状况。这首诗比穆旦的自我之歌《听说我老了》、比批判性自传意味的《“我”的形成》立意或许更为高远——“自己”呈现出一种陌生、无所归属和非确定性，不仅自我的政治参照、社会参照受到了尖刻嘲弄，连人类学经验的参照——宗教与语言都难以给予自我以最终的确定性：在流沙之上搭起的“一个临时的帐篷”里，在不测命运的小星星下，即使个人拥有了“语言”与“宗教”这样一些貌似确定之物，也不能给予一个人以确定性，更何况是“在征途上他偶尔碰见一个偶像”，一个偶像崇拜者和他的敌友世界观? 昌盛了一个时期，他就破了产，/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事物冷淡他，嘲笑他，惩罚他，/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午夜不眠时他确曾感到忧郁：/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那里另有一场梦等他去睡眠，/还有多少谣言都等着制造他，/这都暗示一本未写成的传记：/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如此理解与阐释“自己”，的确是那个年代里极其罕见的事情。穆旦在修辞方式和语境上都远远超越了他的社会环境，无论是政治的还是诗歌的语境。《自己》一诗充满着复杂的自我参照，一种批判性的自传经验得到了更清晰的主题化，这首诗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似乎重写了《“我”的形成》第二节的经验，可见这一经验在穆旦思想中的重要性，对诗人来说，“他”与那个挥手的偶像之间的账目远未清算。这个偶像与人的关系还会继续出现在这一年份穆旦的其他诗篇中，如在长诗《神的变形》中化身为“神”，变形为“魔”，复归于“权力”本相。而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昌盛了一个时期”就“破了产”的“他”这一人称有着故意的混淆，即偶像崇拜者与偶像本身命运的混淆。 《自己》的最后一节再次回到了最初的主题，从虚构的历史主体或真实的政治服从体的自己复归于关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场梦”的叙述，使一个非确定性的自己再次陷入宇宙论背景下未知的命运。一个非确定性的、未知世界的“自己”更凸显了政治社会所蛮横地给予个人身份的确定性之荒诞：那个所谓的“自己”是权力、偶像、机关、公文和报纸与电波的谎言所加工制造的。政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身份属性是如此狭隘。而穆旦在批判这一意识形态的支配时，恢复了这一宇宙论语境中人的未知属性。这是“文革”尚未结束时及其后很长一个时期里人们所梦想不到的自由意识：那就是人、自我或自己，远非任何一种已知的、具有确定性的事物，人或自己都是一种没有完成的存在，这是自由意志的根基。 一种批判性的自传经验使穆旦颠倒了这一认知：对人们来说，“自己”是已知的，他的命运与生活是未知的；对穆旦来说，他的生活与命运是已知的，“自己”却属于未知的事物。而这正是穆旦逃逸的路线，从已知的、被给定的自己与命运逃离的路线。在晚期写作中，穆旦是否悄然向着一种属于“开端”的事态逃逸?就像生命依然处在它的开端、它的黎明时辰一样，“自我”还是未知的、非确定的和自由的。穆旦写于青年时代的诗歌《我》、《自然的梦》等探索了与自我相关的“开端”的概念，探询了“诞生和起源”的那个时刻，然而在他的晚期作品中，穆旦对自我的质疑或批判性的自传经验始终集中在可疑的自我确立与体制、权力或社会规划之间充满龌龊的关系，穆旦企图通过对“自己”、“自我”的构成质询生命归属的非确定性和未知意义，力图向自我敞开一种新的自由。与此同时，他亦觉察到生命、自我与体制的内在复制中无奈的《沉没》过程：“身体一天天坠入物质的深渊”——呵，耳目口鼻，都沉没在物质中，/我能投出什么信息到它窗外?/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 穆旦不仅批判性地反思自我的构成，还提出了另一种比政治救赎更困难的拯救，即出离“现在”的渴望。如果说他的自我之歌包含着对遭遇内部放逐的主体性的质询，被“拯救出现在”这一愿望似乎投射出穆旦对“自己”陌生的“他性”的渴望，这一存在论意义上的惦念是穆旦生活其中的社会从未梦见过的理念。这一意念隐约折射出穆旦批判性的自传所蕴含的其他意识向度。出自于对被毁坏的生活的反思，出自于对被毁灭的自我的救赎，以及对人的一切感知能力已经深深“沉没在物质”的给定形式中的意识，穆旦晚期风格的批判性的自传似乎又是一种自觉的“反自传”书写。这种“反自传”意味着，穆旦反对自我生成的那些根据：无论是内在自我的制度形式还是身体感知的物质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