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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叶兆言最新长篇小说《很久以来》在《收获》杂志新年首期刊发。在这部从汪伪政府成立一周年开始至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的小说里，叶兆言通过两个南京女性的童年、少年、恋爱、死亡，串联起民国、“文革”、当下的历史进程。在他去年出版的中篇小说《一号命令》中，时间起讫点也是从民国至“文革”。通过这两部小说，叶兆言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个人化的言说。 1 “历史言说是我端给读者的一盘菜肴” 为什么要反复言说历史，在叶兆言看来，这与自己的小说观相关，“历史跟现实是分不开的，历史就是一种现实，现实也是一种历史”。但他同时也强调，这样的言说，更多的是为了引起读者对历史的关注，“我没有过多的强调历史，我只是将历史作为菜肴来做，把菜肴做得精致一点，让读者吃得好一点，让读者对它有兴趣然后对历史进行关注。我希望我和读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我从来没有那样的野心，想要以自己的小说去启迪读者。我的小说就是和喜欢文学的人一起共同回忆历史，共同去探讨这个话题。” 记者：您的新长篇题为《很久以来》，为什么会取这个标题？在我看来，“很久以来”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其一，小说的故事开始于1941年，主体故事在1941-1976之间，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这似乎是“很久之前”了；其二，这个小说您酝酿了很久，故事的生长、停顿、接续在一个长久的时间里完成；其三，很久以来，您都在关注“过去”、“历史”，反复对其言说。 叶兆言：其实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是我挺喜欢这几个字搁在一起。这几个字组成的语调、意思好像就是我想写的一篇小说，我一直觉得小说的名字含有一种节奏，你会觉得我的很多小说都适用这个名字，而这篇小说也就恰恰用了，既有刻意，也有随意。我的题库里备了很多这样的标题，要写什么我不一定会想好，但在我要写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在当中挑选比较合适的。“很久以来”，其实这倒不一定与我写了很长历史相关，因为我有许多小说写的是长时间的历史故事。这或许跟我一向的小说观相关，对于我而言，历史跟现实是分不开的，历史就是一种现实，现实也是一种历史。 记者：《很久以来》写的是欣慰和春兰两位女性的一生，她们的行踪轨迹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而且作为一位男作家，您特别擅于将这样的女性塑造得灵动、逼近生活的原始面貌。 叶兆言：欣慰和春兰有点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两者之间显然有互补的东西。小说中欣慰的死是一件重要的事，春兰作为她的好朋友对她的死的那种在乎，欣慰的死在春兰心里留下的那种感觉恰恰是我写小说所在意的。我没有写春兰为欣慰的平反如何殚精竭虑，但春兰心中对欣慰的死说不清道不白的那份痛，通过春兰的感觉读者感知到了。欣慰和春兰像镜子里互相映照的两个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反的地方。这两个人物是一种镜像关系，我强调她们的同与不同，她们的相似与不相似都很有意思。这种镜像关系也是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 欣慰和春兰这样的女性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共同生命体验，但我的小说却不一定只限于在塑造女性角色上。之前的《一号命令》以一位男性的视角展开故事。我想一位小说家的职责在于，无论你写的是男性还是女性，你都应该走入你写的人物的内心深处中去，你就应该是他。这是写什么应该像什么的问题。强调小说的“逼真”，这其实只是写作很重要的一种手段，即使你写的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但作为小说的技法来说，写作时要有一股认真劲儿，要将假的东西写得和真的一样。 记者：此前，您的小说《一号命令》写的也是解放至“文革”的故事，《很久以来》的主体故事同样如此，为何如此热衷写作这段时期的故事？对于这段历史为何要反复言说？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这段历史您无意写作宏大的政治事件和人物，《一号命令》看标题似乎是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故事却是一段对初恋的回忆；《很久以来》也是平常人物的生活与死亡。您也提到，并不喜欢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写“文革”。您的“文革”书写似乎格外审慎？ 叶兆言：某种意义上来讲，《一号命令》和《很久以来》都不是纯粹写“文革”，我真正纯粹写“文革”的是我之前的一部长篇《没有玻璃的花房》，它以我自身的经历、对“文革”的感受为基础。《很久以来》和《一号命令》其实要说的更多，譬如说它想探讨的是为什么会有“文革”，它想向“文革”的源头进行追溯，而且《很久以来》写到了“文革”之后，还想向它的未来探寻，它其实探讨的是一条时间与历史的河流。我想强调的是，“文革”不是一个片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黑与白。 很多人对“文革”的判断就是一个黑和白或者对和错的问题，我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知道，“文革”恰恰不是一个单纯的黑白对错的问题，在这里包含着很多复杂的东西，并不是造反派就都是凶神恶煞的土匪、知识分子就完全被打倒了，当官的就是走资派，历史并不就是那样的，这是其一。第二，很多年轻人完全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我在网上看到有个电台主持人发微博，说我这篇小说不忍卒读，“通篇呈现一种老人家的自说自话”，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老家伙在胡说八道。我在后记中提到林昭的《十四万言书》，谈到看到她为柯庆施这样的人写下那些文字时感到说不出的悲凉。事实大概就是这样，如果你不知道柯庆施是谁，你对我这篇小说的理解一定会打折扣，你也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会那样悲凉。 有人认为“文革”是一个禁区，但说老实话，对于我这样的小说家而言，让不让说其实并不是问题，怎么说才是一个问题。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文革”不让写，不可以写，我要思考的只是，如何将故事说好。其实我并不愿意多谈这样的问题，因为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现实问题，我没有感到任何禁忌，也不存在要突破的禁区，对我而言的现实问题就是你怎样才能说好这个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