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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适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 在具体的文学研究方面，罗志田曾注意到考据风尚之下“文学”的失语，即王国维所谓的以“考证之眼”研究文学和“以史学的标准看待小说戏曲”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看似新的学术趋向，“实则是陈旧的东西被推陈出新者以新生形式表述出来”(26)，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学术之间断裂与传承并存的混沌现象。 考证之学，本是清代学术主流。民国时期，胡适等人又提倡整理国故，将西方的科学与传统考证方法结合起来，成为所谓“新汉学”，在学界具有很大的势力，形成舆论气候。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思想上历来被认为趋新，学术方法上虽也屡屡开创新范式，但与传统治学方法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是披着科学外衣的传统考证之法。这里面固然有主流学风制约的因素，但也是其自身学术的内在理路发展的结果。纵观胡适一生，其治学方法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最为人所知的，即杜威的实验主义(包括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胡适通过杜威的“科学方法”反观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二是西方的“版本学”(textual criticism)，尤其对于西方校勘法中的“求古本”最为推崇，终身奉行不辍。胡适认为中西方的校勘学“殊途同归”，而西方的校勘法“更彻底、更科学化”(27)。三是宋学尤其是朱熹的影响。胡适治学最重证据，但实际上直到20岁时方才开始接触注重“实事求是”的汉学，并对其颇有微词。胡适的治学门径是从朱熹的宋学处悟入，称“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汉学开拓了道路”(28)。这一方面固是因为他思想中有重疏通、综合的一面，反感汉学的附会、胶着，也牵涉到他对于汉、宋之分的看法。其实清代主流学人崇尚汉学，不满宋明之学，在内在学术理路上主要是缘于对王学末流“空疏”的不满，反对的重点在陆、王而不在朱熹。作为宋学的一支，朱熹也注重实证，且具批判精神，章学诚便认为“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将顾炎武、阎若璩、戴震等都算作朱熹传人(29)。胡适受其影响，认为“清代的汉学大师，除了惠栋、江藩一般迷信汉儒的人之外，和汉儒的精神相去最远，和宋儒、朱熹一派倒是最接近的”(30)。在他看来，清人治学与宋学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其中有着内在的历史延续性，“近三百年来【学术方法上通行的】批判研究，实是自北宋——第十至第十二世纪之间——开始，其后历经八百余年逐渐发展出来的批判方法，累积的结果”(31)。胡适学术思想的第四个来源，便是清代学术。一是乾嘉之学，所谓“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32)。胡适对此虽然接触较晚，小学根基终于不深，但是归纳法却正与其思维方式相合，在其理解中并与杜威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相通，成为其研究传统学问最重要的方法。二是辨伪学者尤其是今文学家的疑经思潮所带来的批判精神。怀疑和辨伪精神，本是朴学求真题中应有之义，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已开其端绪，其后有今文学派兴起，今文家以考据学为手段攻击古文学派伪造典籍，由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发其源，魏源、龚自珍、廖平等人扬其波，至清末康有为发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考据的形式，批评古文家作伪，张扬今文学说。虽然康有为文中多有今文家的怪力乱神之处，但其《孔子改制考》一文实开民国古史辨派的疑古之风，顾颉刚即受其影响，产生对古史的怀疑(33)。胡适也曾明确关注过清代的疑古辨伪学人，他1915年即注意到姚继恒的《古今伪书考》(34)，在北大时又指示顾颉刚搜集姚继恒的材料，顾颉刚因此向上追溯研究辨伪史，发起编辑《辨伪丛刊》(35)。另一位辨伪学人崔述更被胡适称为“科学的古史家”、“新史学的老先锋”(36)。1921年胡适购得《东壁遗书》，令顾颉刚搜集材料，标点整理(37)，并撰《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为其编写年谱，揄扬不遗余力。 胡适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研究文学所用的也正是历史和考据之法：一是纯粹考证作者、版本，这多用于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一是考察某一故事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这多用于由一个母题长期滚雪球似的演变的带有集体创作性质的小说。前者如《(红楼梦)考证》，长达数万字，几乎全是关于作者身份、家世的考证。(38)1920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儒林外史》，胡适为之作序，竟作成了一篇《吴敬梓传》，1922年该书出第四版时，胡适又将新搜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做了一篇详细的《吴敬梓年谱》(39)。“历史的方法”则尤其适用于《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等小说。这些小说的共同点，都是先有一两个核心故事(母题)，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传说、演绎，最后逐渐成熟、定型。胡适从考察《三侠五义》中李宸妃故事九百年内的变迁沿革里得到的教训即是：“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40)在胡适看来，这些故事的最后成型，是许多年无数人不断添加材料、“做加法”的结果，而他要做的就是将关涉该母题的史料(包括历史和文学作品)按照时间演进顺序排列，倒回去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做减法”，考察其在不同时代的演变，由此所反映出的读者(听众)的心理以及该文体在每一时断发展的成熟程度。如研究《西游记》，胡适便把“玄奘取经故事”这一母题的发展详细考辨，从玄奘本人的《大唐西域记》和慧立的《慈恩三藏法师》开始，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唐三藏西天取经》等，直到现在定型的吴承恩本《西游记》，又考察美猴王的来历等，一一梳理(41)。 胡适的这些研究，将考证与历史的方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故事整个演变过程清晰、完整地予以呈现，带有强烈的方法论色彩，为这一类小说的研究开创了新的范式。不过就其本质而言，这其实是以史的方法来研究文学，显然更适用于史学研究，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甚至超过文学研究。顾颉刚正是受到胡适为亚东版《水浒传》所做的序文启发，开始以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以胡适考察“梁山泊故事”的方法来考察“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并由此发展出“层累造史”的史观，开启了民国“古史辨运动”的潮流。顾颉刚称他的“古史辨”文字，“并不是仅仅要做翻案文章”，其“惟一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其实即是将古史作为了解其所流传时代思想风俗的史料(42)。而胡适用这一方法研究白话小说时，更多注意的也正是其史料价值，而非美学价值。而且，这一方法的另一大缺陷在于只适合研究在历史上长期演变、带有集体创作性质的故事、传说，对于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常常无用武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