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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面现实的举重若轻与迎接挑战的喜剧精神 事实上，随着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出现，以“快乐”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迅速蔓延。电视娱乐节目的兴盛，情景剧、肥皂剧的流行，贺岁片、“喜剧”片、卡通片的热闹，以及网络视频的恶搞和哄客们的狂欢等等，无不带上浓厚的喜剧色彩。“从文化生产的角度看，喜剧类产品被大量生产，不但是产品被生产出来，甚至喜剧性的文化角色也被相应地生产出来了，喜剧的生活态度和趣味也就被生产出来了。”[25]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1953-1995）用自己柔靡软款的甜美之音敲开了中国大陆尘封已久的大众文化，从此大众文化的热潮一发不可收拾。随后又有王朔（1958-）的“痞子文学”的流行、讽刺小说《围城》的脱销；90年代《编辑部的故事》的走俏、对历史的“戏说”与“大话”；一直到新世纪网络“恶搞”、“水煮”等现象的不绝于耳，传统的悲剧美学赖以为基础的、作为“宏大叙事”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已失去其实体性而被一步一步地解构，从而悲剧性和悲剧艺术被放逐到艺术生活的边缘地带。也就是说，以追求“轻松、快乐”为原则的大众文化的盛行是历史的必然。这一历史语境的转变，意味着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学者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是最早为喜剧艺术的价值进行辩护的著名人士之一。虽然他强调“喜剧的正当使用是不会为任何人所谴责的”，但同时不无担心地指出：“喜剧，它确是被胡闹的编剧人和舞台老板搞得令人厌恶了。”[26]当前的事实表明，锡德尼的担心乃是一种高见。在当今的大众文化时代，所谓的艺术家们早已在自觉地扮演“使人生变得轻松的人”，他们的作品竞相成为娱乐大众的“心灵鸡汤”，更可怕地走向另一个极端——新世纪的喜剧愈发变成“娱乐”、“快感”、“开心”甚至“卖笑”的代名词，除此无他。更有甚者，譬如某些小品，似“加了料”的西瓜汁，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法国著名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1871-1945）曾说过，真正的诗人“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鸟之轻”能使它更轻松、更无羁地飞向自由，“羽毛之轻”则让自己永远悬浮在渺茫的太空。喜剧之“轻”“不是回避现实逃避挑战的‘避重就轻’，而是直面现实迎接挑战的‘举重若轻’。否则‘轻盈诗学’就会只剩下‘轻’而没有‘诗’。”[27]就像艺术有游戏性，并不意味着艺术就是游戏；审美有娱乐性并不表明能够将审美实践划入马戏和魔术表演；诗人有让人生变得轻松的贡献并不等于诗人就是哄你开心的人。其实，被当代学界视为后现代“轻盈诗学”鼻祖的卡尔维诺早已意识到这些，所以当他推出“轻是一种价值而并非缺陷”的同时，特别强调了“重”对于“轻”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体味具有某种沉重感的语言，我们也就不善于品味语言的轻松感。”[28] 轻盈诗学的实质其实就是真正的喜剧精神，即用外在轻松、滑稽、幽默等“搞笑”手段，直指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乖谬和矛盾、荒诞和悖理，最终达到对现实的超越和精神的自由。用现代文学大师鲁迅（1881-1936）的话说，喜剧就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著名学者钱钟书指出：“幽默减轻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29]当大众文化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可消费”艺术的主要形式时，“消费者本位”开始取代“创作主体”，艺术作为一种消遣和娱乐的手段，迎合大众逃避日常生活沉闷乏味的心理需要，使他们得到“无须努力的享乐”。这些具有“模糊的致幻力量”、“虚无缥缈的梦境”、“轻松净化的承诺”[30]要素的大众文化产品实则是丧失了喜剧精神的“伪喜剧”，徒有喜剧轻松、欢快、热闹的外壳，而缺乏“撕破”的内在力量和幽默的批判价值。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喜剧精神就是往往被世俗娱乐享受、感官刺激和生理快感所取代，喜剧精神中直面现实、迎接挑战的“举重若轻”的“轻”往往被回避现实、逃避挑战的“避重就轻”的“轻”所置换。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1897-1986）曾撰文谈论“悲剧的与幽默的人生态度”，认为“幽默的人生态度”“是以广博的智慧照瞩宇宙间的复杂关系，以深挚的同情了解人生内部的矛盾冲突。在伟大处发现它的狭小，在渺小里却也看到它的厚度，在圆满里发现它的缺憾，但在缺憾里也找出它的意义。于是以一种拈花微笑的态度同情一切；以一种超越的笑，了解的笑，含泪的笑，惘然的笑，包容一切以超脱一切，使灰色黯淡的人生也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觉得人生可爱。可爱处就在它的渺小处，矛盾处，就同我们欣赏小孩儿们的天真烂漫的自私，使人心花开放，不以为忤。”“真正的幽默是平凡渺小里发掘价值”[31]，认为“一种愉悦，满意，含笑，超脱，支配了幽默的心襟。”“‘幽默’不是谩骂，也不是讥刺。幽默是冷隽，然而在冷隽背后与里面有‘热’。”[32]加拿大作家里科克（Stephen ButlerLeacock，1869-1944）认为：“真正的幽默植根于生活本身提供的更为深刻的对照：崇高的理想和平平的业绩，今天的热切、躁动的焦虑明天却已化为一股淡烟，切肤之痛的辛酸悲苦随着岁月流逝俱已成为往事……从其最宽广的意义上看，幽默掺杂着哀婉动人之情，直到二者混为一体。每一个时代的幽默都代表着眼泪和笑声相互融合的传统。”[33]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则说：“最幽默的作者使人发出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34] 当今时代，悲剧意识的不合时宜与隐没陨落已无可挽回，喜剧意识的时代映照与自觉确立尚在路上，但无论如何，用各种艺术所蕴含的幽默与轻松来减轻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荷、把人类的精神状况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35]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著名文艺批评家仲呈祥（1946-）认为，我们需要喜剧，但我们需要更有内涵的喜剧精神，不仅让观众发笑，而且让观众懂得为什么笑，决不是把快感当美感。优秀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让受众心灵受到净化、灵魂得到提升，产生一种精神美感。止于快感，尤其是仅止于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那不是真正的艺术，至少不是优秀的艺术[36]。从理论上说，当代大众文化的审美化生存促成了审美与生活的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带来了巨大的感性快乐和身体解放，并进而可能引发深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心灵自由，即肉身的“欢”触动精神的“乐”，使浅层的“身之乐”与深层的“心之乐”合一[37]。但事实上，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产品以身体快感与视觉刺激为审美内核的叙事策略、修辞风格与话语癫狂，呈现给受众的更多是审美形象化和身体快感化的声色欲望之作，其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越来越匮乏。如何达到对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的规避，以及对喜剧美学的人性解放之重的自觉追求，是“文化中国”复兴过程中亟待应对的思想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