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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叙在文学叙事中的流变 《左传》中预叙的生成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天命观逐渐退至历史的边缘，从天的方面、人的方面进行的预占都必然逐渐减少，但是这种叙事形式却被文学所继承，在后世的发展中，又会受到各个时代特定文化环境的影响，其形式变得多样化了，其功能也从教化走向审美。 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受史传影响最直接，而且有些志怪小说的作者本身即为史官，比如东晋的干宝(《搜神记》)、南朝的任昉(《述异记》)、南朝的吴均(《续齐谐记》)等。志怪小说常用神仙鬼怪之语来预言。这与其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就如鲁迅所言“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⑩但志怪小说中的这些预言能算预叙吗？比如《述异记》中这则故事： 吕光永康二年，有鬼叫于都卫曰：“兄弟相灭，百姓毙，两吕绝。”徼吏寻声视之，则靡所见。是年光死，子绍立五日，绍庶兄篡绍而自立。明年，其弟车骑大将军常山公征光屡有战功，疑赞不已，帅众攻赞，所杀。穷酣长酗，游走无度。明年，因醉为从弟起所杀，起推兄隆为主。姚兴因民，遣叔父征西将军陇西公硕德伐之，隆师徒挠败，寻为姚氏所灭。 这篇小说中虽然有预言，但很难说是预叙。因为故事叙述太简单，从预言到应验之间没有时间上的距离感。因为预叙的事件无论是发生在第一叙事时间之内(即内预叙)，还是第一叙事时间之外(即外预叙)，都必须要保证它与其前后事件在时间上有一段距离，否则难以有预先叙述的艺术效果。小说发展到唐传奇时，已具有文体独立的性质了。董乃斌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从政事纪要式向生活细节化转化、创造可以乱真的“第二自然”、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新变等六个方面论证了这个问题。就预叙而言，主要还是发生在故事层面。《补江总白猿传》千年白猿临死前预言欧阳纥的妻子将来生下的孩子一定会遇到圣明的皇帝、《定婚店》中来自阴间执掌人间婚姻的老人预言韦固未来的妻子是陈婆3岁的女儿、《郑德  》中水府府君预言郑德 将来是巴陵县令等。唐传奇中常用神仙、幽冥之人进行预言及其“预言—应验”叙事模式中传达出的因果循环等思想与唐朝道教、佛教的昌盛密切相关。到宋明话本小说中，又出现了很多用算命、卜卦的形式来预言。这是因为话本小说本就来源于市井，而算命、卜卦又是民间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它的预言方式也具有了强烈的民间色彩。比如《警世通言》第十三卷《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开篇写卜卦的为奉符县第一名押司孙文占卜的卦辞是“白虎临身日，临身必有灾。不过明旦丑，亲族尽悲哀”。后文故事发展，果然如卦辞所言。《初刻拍案惊奇》第五卷《感神媒张德容遇虎，凑吉日裴越客乘龙》的入话和正话都有一个算命的预言，故事结果都应验了他们的话。明清小说中预叙形式同样很多，比如谶语、相术、占梦、星象、诗词、曲词、灯谜、酒令等。仅以《红楼梦》为例，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借贾宝玉梦中观看金陵十二正钗册子、听《红楼梦曲》来预叙贾府及府内主要女子的命运。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则以谶语、禅机、灯谜的方式预示贾府及府中人物的命运。 特别要注意的是，话本小说普遍使用另一种预叙，即话语层面的预叙，比如其入话部分。早期的话本小说多数只有入话诗，然后就直接进入正话。明代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在入话诗后几乎都加入了解释、说明、议论的文字，这其中就有叙述者对故事的预叙。如《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的入话部分为“说话的，为何单表那两个嫁人不着的？只为如今说一个聪明女子嫁着一个聪明的丈夫，一唱一和，遂变出若干的话文”。《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的入话为“如今说东京开封府界有个员外，年逾六旬，须发皤然，只因不服老，兀自贪色，荡散了一个家计，几乎作了失乡之鬼”。有些入话诗本身就是对故事的预叙，只是非常含蓄而已。如《喻世明言》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鸟害七命》的入话诗“飞禽若起祸根芽，七命相残事可嗟。奉劝世人须鉴戒，莫教儿女不当家”就预叙了整个故事的内容。有的话本在头回和正话之间会插入预叙。如《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一卷《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的头回结束后，叙述人预叙道：“前边说的人命，是将真作假的了，如今再说一个将假作真的，只为些些小事，被奸人暗算，弄出天大一场祸来，若非天道昭昭，险些儿死于非命。”话本小说的正话部分也经常插入叙述者对以后故事发展情况的介绍。如《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沈小官提着画眉去柳林里时，叙述者插入预叙：“不想沈秀这一去，死于非命。”当沈秀的父亲沈昱因事到京时，叙述者又说：“此一去，只因沈昱看见了自家虫蚁，又害了一条性命。”话本小说的预叙如此之多，一方面是因为其文体源头是说书艺术。最初话本小说是作为说书人的底稿而存在的。说书人在坊间讲故事，不是一天两天能讲完的，听众又是流动不居的，所以为了吸引听众，也为了使每一位听众对故事有个比较完整的了解，他们常在说的过程中插入对故事的介绍。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化的创作目的。随着唐宋古文运动“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和宋代理学的形成，文学的教化色彩越来越浓。话本小说的受众多是普通大众，这让文人创作时，觉得对其进行劝诫教化的责任或者欲望更强烈了。就像鲁迅所说的：“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都理学化了，认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11)鲁迅这段话虽然是针对传奇文所讲的，但却指出了宋代小说普遍的教化特征，而明代拟话本又是模仿宋话本而作，所以依然承袭它的这一特点。从《左传》可以看出，“预言——行动——应验”型的叙事模式最适合达到教化目的。不过，《左传》是通过神异事件、贤人之语预言，且是故事层面的预叙，而话本小说则是话语层面的预叙，由叙述者直接告知读者故事内容，并进行劝诫。明清小说中也有很多发生于话语层面的预叙，但其功能不再只是教化了。比如很多小说开头的“楔子”。“楔子”是指在小说开头借助于神话、故事等方式来阐释作品的主旨或寓意的部分，类似于话本小说的“头回”。但是话本小说的“头回”有的与正话的故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楔子则与正文的故事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就是对水浒故事内容的预叙，而且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意蕴。《红楼梦》中经常出现的“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不在话下”等标志性话语，就是提前叙述一些事件，以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热奈特觉得预叙在西方小说中很少见，是因为它会减少悬念感，但中国古代小说预叙的频繁，似乎并没有影响受众的兴趣，话本小说的受众量是非常大的。这是因为故事结果的悬念感虽然没有了，但是又生出另一种悬念感，即过程的悬念感。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应是中西不同的叙事文化传统所培育出来的受众不同的接受心理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