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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女性话语：女性命运的变迁与超越 延安女作家的女性话语的生成，同样离不开对新中国的想象。何谓“女性话语”？众所周知，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性别问题也就出现了，“性别”使人类区分为两种最基本的社会身份，即男人和女人。但“女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存在雷同的女性观，“女人”既然是某种文明形态的产物，随着这种文明形态的更替，“女人”的内涵也必然发生变化。尽管如此，作为女性自有其不同于男性的必须面对的问题，诸如女性的生理周期、心理特征，女性承担的母职、家庭角色等。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普遍的意义上对“女性话语”作出界定，所谓女性话语，是女性(尤指女性作家)基于对特定文明的反思和女性权力的自觉，通过语言来表述自我，表述对男性和女性的感受，对世界的体验，以及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女性话语的发生，既与特定的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又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35)毋庸置疑，毛泽东所指出的旧中国普遍存在的“四种权力”形态，不仅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更是压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四座权力大山。“四权”形态的历史沿承，使中国妇女丧失了经济生活的独立、精神信仰的自由和公共空间的表述，她们没有自主的婚姻，不能像男性那样接受教育，不可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更谈不上女性的权力和发声。中国女性被死死捆绑在家庭生活中，这种与外界人为的隔绝方式，使其承袭着世代的人生悲剧。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唤醒了“人”的意识，也唤醒了“女性”意识，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华、陈衡哲等知识女性纷纷登上文坛。1918年，《新青年》刊登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其倡导的女性人格独立引起了知识女性的强烈共鸣，“走出家庭”成为她们共同的文学母题，由此形成了“启蒙”时代的女性话语。启蒙时代的女性话语虽然是中国女性在文坛的一次集体性发声，使中国文学史首度呈现了来自女性的话语谱系，但启蒙女作家仍未触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譬如，“出走的娜拉”最终可能到哪里去，“她”可能担当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谁来保证“她”权力的实现，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使“她”极有可能重返“旧家庭”。鲁迅的《伤逝》就叙述了“出走的娜拉”在无路可走时不得不重返“旧家庭”的悲剧。 “娜拉主义”的失败说明，倘若不能动摇和瓦解旧的文明形态这一造就女性悲剧命运的基石，任何女性解放都是空谈。“左联”时期的女性话语已大不同于“启蒙”时代的女性话语，此时的“娜拉”已经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投身革命大潮，寻找着广阔的解放空间。除丁玲、白朗、草明这些奔赴延安的女作家之外，白薇、谢冰莹等也有意识地将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进行融合，如白薇的《打出幽灵塔》、《革命神受难》、《炸弹与征鸟》等作品，就在革命话语中呈现了激进的女性意识。抗战的爆发，在唤起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也催生了女性话语的崛起。民族革命战争给女作家带来了更多的进入公共空间的机遇，使她们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使她们自觉肩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从而将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有机地统一起来。但“左联”时期及抗战前期的女性话语，都不足以呈示清晰的女性解放的前景。从深层来看，诸如女性的终极归属在哪里，以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保证女性权力的实现，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缺乏基本的启蒙教育的女性的解放之路又在何方，此类现实问题，在这些女性话语中没有也不可能有清晰的表述。延安女作家因为有着新中国想象的烛照，使其女性话语显示了某种前瞻性与超越性，如茅盾所指出的那样，她们已找到了女性解放的大道并奋力前行，“‘五四’时代的妇女运动不外是‘娜拉主义’”，“娜拉空有反抗的热情，而没有正确的政治社会思想”，现在“她们却已不是‘娜拉主义’所能范围，她们已经是‘卢森堡型’的更新的女性！她们对于现实有正确的认识，她们有确定的政治社会思想，她们不像娜拉似的只有一股反抗热情，她们已经知道‘怎样’才是达到‘做一个堂堂的人’的大路”，她们“加倍努力，团结在一起，以获得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因而获得自己的解放。”(36) 毛泽东的妇女理论(包括女性解放理论)对延安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在毛泽东看来，“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37)正因为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所以，“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38)妇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瑞金到延安，毛泽东始终都在思考女性解放的可行之路，并尽可能地从制度层面保障女性权力的实现。这样也就可以理解，妇女工作在延安为何受到高度重视，如1937年9月的边区党委作出了《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1938年3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届代表大会，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1939年边区党委再次作出《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为切实保障女性权力的实现，延安还将如何提高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列入《宪法原则》和《施政纲领》。延安的女性解放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注重实践效应，这无疑使延安女作家触摸到女性解放的实体，从而对其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国学者伊夫·瓦岱在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提出了“时间类型”的概念，其中一类被称为“断裂类型”，在他看来，“断裂类型基于好几种历史模式，其中每一个模式都会产生一些集体回忆、一种想象、一种修辞”，“这些历史模式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显然是革命的模式”。(39)伊夫·瓦岱的现代性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在观察女性话语的变迁时，应该看到由革命造成的“断裂”其实也是现代性表述的一个标识。延安女作家在新的文化建构中，书写着女性命运的巨大变迁，而造成这巨大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便是革命。女作家这类书写的突出特点是，一方面揭示女性在旧时代的非人生活，另一方面描述女性走向新时代后精神气质上的重大变化。草明完成于1947年的短篇《今天》就属于这类作品，女主人公王秀荣，在旧时代活得像一个“含冤未报的吊死鬼”，丈夫在“大扫荡”中被鬼子杀害后，她带着三个儿女逃难到了哈尔滨，靠乞讨过日，后来虽找了个捻线的活，却因债主和日本人的逼迫而使生计陷入更大的困境。1946年哈尔滨解放，她终于挺直了腰杆。新时代的到来使她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她勤奋地工作着，体验到了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幸福。类似的作品还有白朗的中篇《为了幸福的明天》，颜一烟的秧歌剧《农家乐》等。 从战争硝烟中走来的延安女作家，得以全方位地透视战争中的“性别差异”，拓展了女性对于自我的体认。此类作品叙述的不是女性在家庭，而是在公共空间的智慧与魄力，与纯粹抒写性别情趣的小女人话语有天壤之别，可视为“大女人话语”。李伯钊1945年问世的中篇《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女共产党员帅孟奇因组织上海纱厂女工罢工而被捕，敌人用尽各种酷刑进行逼供，但她始终守口如瓶，不向敌屈服。在狱中她还经常向同伴进行革命教育，受到狱友的敬爱，甚至得到狱中看守的同情。抗战爆发后，经过党的营救，她才重返工作岗位。作品塑造的帅孟奇这个女性形象，与此前文坛出现的女性人物有很大不同，她不仅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还具有超凡的智慧，是集意志、智慧和正义于一身的女性，为此后的女性书写开拓了新的向度。崔璇同年发表的短篇《周大娘》与《女共产党员》形成了呼应，周大娘本是一个平凡的母亲，她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对儿子深沉的爱使她产生了某种移情，对八路军战士关怀备至。一场战斗之后，她从麦地里救回一名八路军伤员，最后不惜烧掉自己的房子以掩护伤员撤离。周大娘的身上不仅折射着民间智慧，更体现了人民对战士母亲般的慈爱，从中不难看出战争岁月的军民深情，以及作品对女性话语的多向度探索。当然，延安女作家创造的这类“大女人话语”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例如，对女性母职一定程度的轻视等，也使这类女性话语有时呈现出中性化的趋势。 对女性成长史的叙述，同样是延安女作家创造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女性文本。巴赫金对“成长小说”有过精辟的论述，认为“在诸如《巨人传》、《痴儿历险记》、《威廉·麦斯特》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40)“人在历史中成长”，人的成长无疑蕴含着历史的重要信息，这也许是成长小说最迷人的地方。陈学昭1948年创作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就是这样一部成长小说，作者显然对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关系有着自觉的认识，她说，“从这样一个女性身上，反映出时代的一角”。(41)作者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呈现了主人公李珊裳这一时代女性追求与奋斗的历史，作品借人物经历所传达的关于信念、爱情、人生意义的哲理性思考，更是为女性书写增添了几分沧桑与深沉。李珊裳的命运史不仅是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时代的女性成长史，正如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所说的那样，“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作为一名斗士，她是一切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的斗争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她将其推进成为一种更为广大得多的运动。”(42) 延安女作家们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既真切感受到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精神上被奴役的中国妇女在摆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时表现出的冲动、欣喜和力量；同时也深刻体察到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精神翻身——包括思想气质、心理状态的变化，揭示女性解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因前者，延安女作家的写作显得格外热情，而后者，又显得别样的冷峻，但无论是热情还是冷峻，都因为生活本身已提供了初步的答案，中国妇女已踏上解放的道路，她们的情绪是乐观昂奋的，这是延安女作家明显不同于其他女作家的地方。 婚姻自主是女性话语中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也是标示女性解放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倘若对两部作品进行简单比较，便可看出延安女作家所呈现的女性婚姻自主发生了多大的改观。鲁迅的《离婚》塑造了一个泼辣好强的女性爱姑，当丈夫有了外遇且要与其离婚时，爱姑摆出誓死捍卫婚姻的姿态，说即使离也要拼他个“家破人亡”，但在“七大人”等乡绅的调解下，却不得不换了“红绿贴”离婚，无果而终。袁静1947年编创的秦腔剧《刘巧儿告状》却显示了女性完全不同的婚姻命运。故事发生在陕北边区，刘巧儿与赵柱儿自小订婚，长大后，巧儿的父亲刘彦贵因贪图财礼，欺瞒巧儿说赵柱儿是傻子，和赵家散了亲，暗中把巧儿卖给了又老又瘸的王财东。巧儿知道后，表示“死也要跟赵柱儿”，赵柱儿探得巧儿的态度，便把刘彦贵卖巧儿的事告诉了父亲赵金才，赵老汉一气之下，邀集乡邻把巧儿抢回了家。刘彦贵以抢亲为由，将赵家父子告到了县政府，石裁判员未做调查，对案子作了不公正的判决，群众极为不满，联名向马专员写禀帖，刘巧儿也向马专员陈述了对赵柱儿的感情，最后在上级政府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终于结为夫妻。爱姑与刘巧儿婚姻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为她们所处的时代迥异，爱姑时代封建势力森如堡垒，她孤军作战终难取胜，而刘巧儿时代封建势力已如衰败的黄花，她获得了来自人民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故终能与意中人在一起。作者通过塑造刘巧儿这个大胆追求美好生活、敢于反抗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之际，延安女作家对女性解放的文学想象与抑制不住的乐观情绪。 刘巧儿的命运也反映出女性解放之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封建势力不足以构成显在的威胁，但旧文化在人们观念中留下的烙印却不是立即就能消除的，如刘彦贵仍视女儿为私有财产，把她当成了可随意交易的商品，王财东也认为买卖婚姻是合情合理的，更有石裁判员作为政府官员仅凭一面之词就轻率定案，这都构成了女性解放的现实阻力。女权主义者瓦勒里·布赖森认为，女权主义“所追求的是去理解社会，以便向它提出挑战，并对其加以改变；它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那种能够被用来指导和造就女权主义政治实践的知识”。(43)在此且不论瓦勒里·布赖森表述中的偏激之词，就其所说的“理解社会”并试图“对其加以改变”而言，可以说与延安女作家对女性解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的理解形成了某种呼应。丁玲194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部备受争议的作品，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女主人公贞贞的“贞”与“不贞”上。贞贞的“贞”与“不贞”，都与其女性身体相关，追求婚姻自主的贞贞逃婚后却被日寇轮奸，作了随营军妓，这是她的“失身”，但也是暴力胁迫下的失身。身陷火坑的她逃离后，又被“咱们自己人”派去继续做军妓，为抗日武装提供情报，此时的她已是为革命主动“献身”。由于身体长期被蹂躏而落下性病的贞贞，不见容于乡邻，最后决心去延安治病和学习，期盼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做一个人”。如果从封建礼教所倡导的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戒律而言，贞贞的确是“不贞”的，乡邻们就是这样看贞贞的；但她对革命是忠贞的，明知继续做军妓是往火坑里跳，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贞贞所承受的痛苦，除了日寇的强暴和身体的病痛之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被孤立和不被理解。贞贞最终选择去延安，表现了作者对延安的期待与信心。贞节问题是女性书写中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也是女性解放的一个终极性命题，丁玲大胆触及此类话题，可见其思考的深度与女性话语的魄力。 德国学者尧斯指出，“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其接收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正是由于接收者的中介，作品才得以进入具有延续性的、不断变更的经验视野，而在这种延续性中则不断进行着从简单的吸收到批判的理解、从消极的接受到积极的接受、从无可争议的美学标准到超越这个标准的新的生产的转化”。(44)对于延安女作家来说，写作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她们的读者群并非知识女性，而是“边区”妇女。边区妇女所经受的“四权”形态的压迫比知识女性要沉重得多，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识字，无文化”，真正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这并不是说边区妇女就不需要女性解放，相反，她们对女性解放的渴望比知识女性来得更强烈，更需要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延安女作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如何以边区妇女可接受的方式来写作。文艺座谈会之后，她们显然意识到了化解这种困境的可能途径，就是使自己的创作能够为边区妇女所接受，与边区妇女的审美期待及审美习惯相匹配，这样，追求民族化通俗化便成为延安女作家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她们融合中外艺术经验，充分吸收民间文化营养，学习和转化那些为边区妇女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流行语言，从而切实为边区妇女的解放起到启蒙、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颜一烟曾将戏剧与陕北秧歌结合，创作了新秧歌剧《反巫婆》、《农家乐》、《翻身年》等，她还以边区农民特别是边区妇女所喜爱的“逗笑话”这一载歌载舞的形式进行宣传，也大受边区女性的欢迎。袁静《刘巧儿告状》的民间性体现得相当突出，所以上演后很受边区妇女的欢迎，并起到宣传党的婚姻政策的效应。延安女作家在女性话语的创建方面所作出的这些探索，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新关注。 当然，延安男作家也有关涉女性题材的作品，如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阮章竞的《漳河水》、康濯的《灾难的明天》等。那么，其时女作家与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到底有哪些区别呢？应该承认，在“女性解放”这个话题上，无论是延安女作家还是男作家，都将女性解放看作是社会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解放的程度标志着社会解放的程度。但他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首先是男作家对女性命运缺乏持续关注的兴趣，他们的这类作品还形不成规模，以孔厥来说，除集中书写女性命运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外，也只有《受苦人》等为数不多的几篇作品，而延安女作家却以极大的兴趣长期观察和书写女性。其次，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由于性别差异所造成的“体验”上。延安男作家从男性意识的视角观察女性，对女性外部行为特征的把握或许是恰切的，却无法深入体验女性内在的文化心理感受，这使他们总是与女性话语失之交臂。延安女作家的“性别”身份则使其能敏锐捕捉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诉求，表达遭遇的可说与不可说的难题，正如丁玲所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45)从丁玲《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人公陆萍、贞贞身上不难看出作者的人生经历。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的女主人公李珊裳身上更渗透着作者的命运沧桑。这说明延安女作家的女性话语并不是可以取代的。 延安女作家的创作，与新文学前20多年的女性写作相比，的确显示了全新的气象。这种“新”，不仅表现在对女性话语多维度的呈现上，表现在对女性话语从女性解放的视野进行的深度开掘上，而且还表现在触及了女性解放的某些现实问题，诸如女性解放的实体依托是什么，以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保证女性权力的实现，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连基本的启蒙教育都缺乏的妇女的解放之路又在何方等。延安女作家创造的女性话语，与新社会、新国家的建构联系在一起，与新旧时代的巨大更替联系在一起，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是对此前女性话语的重大超越。对于延安女作家来说，女性解放意味着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解放，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一次最深刻的女性解放。这就可以理解，延安女作家何以要反复讲述中国女性的命运变迁和成长经历，并以女性大众可接受的方式进行讲述。 遗憾的是，新时期以来，由于很多研究者对延安女作家的创作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致使他们对如此富于活力和创造性的女性话语缺乏公允的判断，并对其作出粗暴而肤浅的评价，如有人认为延安女作家创造的女性话语是属于“无性之性”。(46)在这样的研究中，采取“双重”标准就容易走向极端，譬如，对“启蒙”时代的女性话语研究，是从女性解放的角度进行考量的，但到了延安女作家这里就执行“性别”标准，将女性解放抛在了别处？毋庸置疑，在所有的女性话语中，女性解放是一个元问题，也是女性话语合法性建立的根本条件。背离女性解放这个元问题而简单地从性别说事，就可能滑向“男人与女人相对立”的二元论泥淖，不仅会导致对女性话语判断的简单化，更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荒谬化，最终动摇女性话语的合理性。性别问题是女性话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远不是全部，这是研究女性话语应有的认知，否则我们将重蹈西方极端女权主义者的覆辙。性别问题被极端放大的后果，就是对所谓“纯粹女性写作”的论证和倡导，但这种努力被认为是虚妄的，提出这样观点的不是别人，正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她认为，“女性美学试图以假设存在着一种女性语言、丧失了的母亲大地，或男性文化中的女性文化来建立一种独特的妇女写作，但这样的做法不能够由学术研究结果来支撑和证明”。(47)肖瓦尔特的观点对女性话语的研究来说，的确意味深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