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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艰难的转型：文学观念的更新与话语秩序的调整 虽然延安女作家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曾十分活跃，但实际的创作成就并不大，没有创作出有重大建树的作品。毋须回避的是，她们的创作其实已陷入了某种困境，这种困境的产生，现在看来主要是因创作环境的转移与文艺观念缺乏更新造成的。“从亭子间到根据地，不但是两种地区，而且是两个历史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20)延安对于来自国统区或沦陷区的作家艺术家而言，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他们所熟悉的生活经验、读者群体与文学表达的方式等几乎全部失效，使初到延安的作家感到不能像过去那样写作，但又往往认识不到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以丁玲而论，她自1936年来到延安之后就属于最活跃的作家之一，但在戎马倥偬之际也不过创作了一些短文、速写之类，其后在对延安文化环境渐渐熟悉的情况下，才创作出了文学性较强的作品。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文艺界显示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延安文化界尚未对“延安文学”有明确的界定，从来没有人描述过“延安文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由于战争阴云威胁着根据地的生存安全，党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军事、政治建设上，还无暇顾及文化建设，也不可能过多考虑文艺问题。既然根据地领导层“不干预”文艺活动，延安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就只能从经验出发，从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汲取话语资源。但即使同样是从“左翼”文学汲取话语资源，由于文艺观念的细微差异，也可能产生相应的矛盾纠葛，导致混乱的状况。其次，延安作家的文学活动还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周立波坦言，“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比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都‘老死不相往来’”。(21)作家文艺家的自行发展、自行其是及与大众之间的严重脱节，使文学活动很难起到启蒙大众、鼓舞大众和引导大众的战时效应。 从1942年4月初开始，毛泽东广泛约请延安作家艺术家交谈，以了解延安文艺界的实际状况，为座谈会作前期准备。交谈对象包括丁玲、白朗、草明等女作家。现在看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为话语背景，以建设“新文化”为目标，从大众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视角对文学的性质、内涵、方向等作了全方位的阐释和定位，并就“延安文学”的叙事资源、叙事伦理和叙事向度等问题作了阐发和限定。《讲话》的确有改变延安女作家文学人生的理论力量。 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开始进入现代世界秩序，被迫踏上了“现代”之路，此后爆发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革命运动在本质上都是以西方现代性模式作为仿效对象的。问题在于，中国走西式之路又要和其进行无始无终的残酷的现代性竞争，就有可能永远置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并丧失主权，永远不可能在现代世界竞争中获胜。正因为这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种选择的根本意图在于建构新的社会、国家。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要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就必须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走自己的现代之路。结合这样的近现代史背景不难推测，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对延安作家构成了多么大的感召力。毛泽东对想象中的新中国作了具象描述，“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2)于此，毛泽东将新文化界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3)这就对新文化的性质和边界作了限定，而《讲话》实际上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精神的延伸及对新中国文化设计的具体化。 文学作为文化中最敏感、最活跃的部分，必然要以审美的方式去参与和表现新社会、新国家的建构历程，因此，这一想象与实践便成为延安作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民族化、大众化和现代化等命题都是由其衍生而来的，成为延安文学极为鲜明的标识。在《讲话》中，毛泽东将文学活动在建设新社会、新国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提升到了最大限度，将大众化、民族化看作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其落脚点则是现代化，这就为延安作家的创作指明了方向。 《讲话》本身所弥散的理论力量，不仅让延安作家感到震撼，更让他们心悦诚服，使亲聆《讲话》的作家成为延安文艺思想的终身追随者。陈学昭多年后谈起《讲话》，似乎还沉浸在亲聆《讲话》的震撼之中，“在他的‘座谈会讲话’之后，我才找到了我新的写作的生命。”(24)或许草明的感受更具代表性。在聆听了《讲话》的当天晚上，草明心潮起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与“延安文学”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种“突然”使她陷入了一种焦虑，“大家心里都品味着这服略有苦味，初感难咽，但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来说却是终身受用的良药啊！”(25)延安女作家正是在《讲话》理论的感召下踏上了转型之路，这个转型过程又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因为她们与大众必然有一个磨合与交融的过程，她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都需要大的转变，在民族化、大众化和现代化以及由其所衍生而来的命题，如叙事资源、叙事伦理和叙事向度的把握上都需要不断的摸索、实践和锻造。尽管如此，延安女作家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她们期盼通过文学的方式为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 从实际状况来看，她们转型显然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讲话》刚发表时，她们在理论上的探索，更多地表现为对《讲话》精神的认知与对自我创作的比照性反省。尽管她们的反省有时表现得很“谦卑”，但我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她们的真诚。丁玲就说，“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他们(指大众，笔者注)，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26)1942年6月15日她在《谷雨》杂志发表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表明她进行文学转型的决心。她意识到，“我们的文艺事业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7)将个体的生命与文学创作视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这个认识高度在她过去的文学观中是没有的，预示着丁玲对自身的可能超越。丁玲显然意识到知识分子改造的艰难，但她对这种改造还是很有自信，“根本问题应该是靠作家本身有一颗愿意去受苦的决心。这种苦，不是看得见，说得清的，是把这一种人格改造成那一种人格中的种种磨练”。(28)如果说丁玲的“左联”经历使其相对容易理解和把握《讲话》精神的话；那么对于“五四”后就留学法国而对国内的普罗文学、“左翼”文学略显生疏的陈学昭来说，其转型显然要艰难得多。陈学昭说，她虽然是“五四”时期就已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但“在我的脑子里，感情上，为谁写作，还没弄清楚呢！”(29)理论导向与自身创作所形成的巨大缝隙，使她坚定了自我否定的决心，“我以前写的东西纯粹是发泄个人感情，即使写了一点对旧社会的不满，那也是出于个人的观点、个人的立场的”。(30)她同时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使“写作是为人民服务……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向人民学习，向社会学习，联系实际，然后才能写作”。(31) 转型初期，她们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势，作品面貌大致趋同，这是由于她们对《讲话》精神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又渴望快速完成转型，于是就不约而同地放弃自己的创作个性，甚至放弃自己原来熟悉的创作领域。延安女作家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往往成了被研究者批评的“证据”，但从她们转型的全过程来看，倘若没有这一期间的矫枉过正，又何谈后来更大的超越？正是这种经历，为她们此后更深入的反省和转型奠定了基础，因此，重估这个时期的创作是必要的。其时，她们或讴歌根据地的新生活和工农大众精神气质的新貌，或书写解放区各行各业的劳动英雄和先进模范，或描述西部的地域风光、风土人情和民俗民风，创作视野得到空前拓宽，使她们深深感受到置身大众的真正快乐，亲临于文学天地的无限宽广。在她们笔下，“大众英雄”开始崛起，这些来自底层民众的所谓英雄，并没有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壮举，但所体现的历史主体性与阶级自觉性却被作为叙事的焦点而得以展开，这是此前的文学不曾有过的，显示了延安文学特有的气象。 但这些“面目相似”甚至有些“雷同”的表达，毕竟不是她们的终极追求。随着体验的深化和理论认识的提升，她们开始重视创作个性和风格上的变化。丁玲有意识地长期下基层体验生活，为长篇创作做精心准备。解放战争初期她离开延安，到晋察冀老区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获得了极为宝贵的生活体验，使她对“大众化”产生了深刻的认知。数年之后她对此仍记忆犹新，“我好像同他们在一道不只二十天，而是二十年，他们同我不只是在这一次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32)这个时候，丁玲才真正触摸到大众化、民族化的精要，其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这个时候孕育成形的。丁玲的经历显示，大众化是知识分子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融合，而非单纯的向大众学习。 草明此后的深入大众生活，已不同于以往的“了解”，对大众的情感态度也不限于“同情”，她坚持到基层去，在社会底层感受革命和建设的脉动，这使她获得了极为真切的生活感受，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代表作《原动力》，就有赖于在张家口宣化炼铁厂、镜泊湖发电厂、哈尔滨邮政局的深切的生活体验。这部作品的成功，使草明对延安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和现代化要求产生了实际的领悟，她认为这是“写给工人看的书，尽量少写虚的，写得实在”，(33)由此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工业题材的书写。延安时期是草明文学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她这样谈自己“转折”的必要与漫长，“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是什么呢？就是说过去的十年，我还不懂得要到工农兵里头去”，“所以，怎样向工人学习呀，改造思想呀，都不懂。到了延安以后才逐渐学会的”。(34)草明的转型体验代表了来自“左翼”阵营的女作家的普遍感受。 陈学昭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别样的改造之路：其一，刻苦学习马列原著、毛泽东著作。赴延安之前，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史、思想史知之不深甚或谈不上了解，她认为自己必须补这一课；其二，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她拔过猪草，捻过羊毛，硬是让自己弹钢琴的手学会了熟练地摇纺车，在长年累月的纺线中学会了实实在在地劳作，更为重要的是，她学会了感受和理解劳苦大众，为她以后的大众叙事找到了切入点；其三，尽可能到大众中去，文艺座谈会后不久她就调往《解放日报》社，经常外出采访，在和大众的实际接触中更深入地了解他们。转型后的陈学昭，在题材选择上显然要宽阔得多，对前期作品也有了实质性的超越，如《漫走解放区》记叙了解放区民众正在急剧变革的命运，《新柜中缘》、《土地》等作品直接叙述民众的建设活动。伴随着题材的贴近现实，其叙事风格也一扫以往那种幽怨、缠绵、阴郁的情调，变得激昂、硬朗，甚至还带几分粗粝。 可以看出，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延安女作家的群体特色才渐趋明朗。她们真诚地追随和实践延安文艺思想，纷纷走向大众生活的深处，感受和体验着大众的喜怒哀乐与命运变迁。需要注意的是，转型之后延安女作家的话语形态在内部结构上的调整，亦即革命话语、女性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在新中国的文化设计与践行中得到了某种整合。就革命话语而论，延安女作家已认识到此时所进行的革命不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因此，“革命”意味着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同时进行。认识的提升极大地带动了话语内涵的提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土改”背景下，尽可能地呈现革命话语的丰富性，作者以“土改”这样的历史大变动为场域，观察农村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展现了农民与地主、农民与农民、地主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真实记录了农民终于成为主体的历史瞬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呈现的革命话语的丰富性和深广度，已大大超越了丁玲此前的作品。所谓知识分子话语，说到底是知识主体对历史文化或现实情境的判断、质疑和表述，体现着知识主体必然遵循的准则。那么，延安女作家所遵循的准则是什么呢？无疑是对新社会、新国家的想象，它的主体则是工农兵，缘于此，《讲话》才反复陈述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这实际上是要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国家的主体，而决不是将其排除在主体之外。但就已融入工农兵的知识分子来讲，与工农兵还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区别，那就是他们同时还是知识主体。作为知识主体，转型后的延安女作家，不仅能感受到大众的历史能动性与阶级主体性，而且也能觉察到大众所因袭的沉重的历史文化的负累，这便形成了延安女作家独特的知识分子话语。延安女作家的知识分子话语也承担着启蒙的使命，但此启蒙已非彼启蒙，“五四”启蒙重在“人”的觉醒，而延安女作家的启蒙则重在“人民”的觉醒，虽只一字之差，其境界和结果却差之千里。应该看到，延安女作家的知识分子话语不仅与革命话语是融合在一起的，而且也是和大众话语融合在一起的，她们忠实地代表着大众的利益在言说，在革命战争的洪流中，以女性特有的话语方式，展现着现代女性别样的风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