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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书在张扬士人政治主体性的同时，又渗透着浓重的文士情怀。这不仅体现于其内容形态的叙事性、文学性层面，更隐含在其文献来源、故事主角选择及审美旨趣等方面。 从题材来源看，智书选材首重史部文献，包括正史、杂史、年谱、碑传、地理方志等，所占比重超过文献来源的三分之一。这种取材倾向源于撰者明确的指导思想。冯梦龙《智囊补自叙》也说：“故致用虽贵乎神明，往迹何妨乎多识？”（《智囊全集》）前代子部文献也是其取材的另一大宗，所占比重也超过三分之一，其中尤多杂家、小说家作品。 彰显文士阶层超群的智慧谋略与博学多识，是智书故事主角选择的鲜明取向。孔子、诸葛亮、张华、韩愈、沈括、刘基等，都是智书中反复登场的人物。孙能传《益智编》“人事类”更是专列“博物”一门，以博物洽闻著称的张华更被智书争相载录。张华成为历史上一个“博物”的文化符号，应该说晚明智书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推波助澜者的角色。 智书故事尽管在行文、评点等方面迎合大众接受习惯，但又努力注入文士的审美旨趣，这种旨趣不着痕迹地内化在智书的编排体例及人物评价标准中，为其增添了高雅的格调。以《智囊补》为例，它采用精巧的双层目录结构，在“上智部”、“明智部”、“察智部”等十个大类下设“见大”、“远犹”等二十八个子目，如果将这些子目与《世说新语》的三十六门目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其对后者的有意模仿。这体现了其对风流雅致的内在追求。 晚明士人编智书的功能既有经世济民的实用性，又有赏鉴娱乐的文学性。这种著述面貌总体上由两种因素塑造而成：一是撰者的身份，他们基本全是学识、事功兼富的士人；二是时势使然，明末混乱的政局，促使有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本着致用目的，创作了这种文学性与实用性兼而有之的作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献学视域中的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研究”（13BZW07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