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次朋友聚会，说起我已经完稿的《凝视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在座的小说家毕飞宇问：“你敢和她对视？”我说：“我和她待在一起已经好几个月了。
的确，有 时一个人在家，写到半夜的时候，总觉得有人会从后面轻轻地拍我一下；或者当我转身，会担心和一个瘦长的身影蓦然相对……我想，是不是我说她的坏话太多了？ 与张爱玲“相处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对我而言甚至带上了一点刮骨疗伤般的疼痛，因为在她的身上，我常常能照见自己的影子，或者说，能够看见所有人的影子——那些自私、冷漠、对人的不信任，人性中最深沉的弱点，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被我一再放大和凝视，比照和咀嚼。当我发现她对人情的冷漠时而会在我这里得到下意识的认同，就几乎陷入和她同样的绝望。 正如朱朱在序言中所说，我说了她很多“坏话，尽管在进入“字面世界之后我开始“犹豫，害怕过多地带入个人情绪，以免像个碎嘴的婆娘那样，揭她的短，但我还是流露出了很多的不满，尤其是在她与弟弟的关系上——对于这个唯一的弟弟，她的冷漠和绝情是我始终难以接受和理解的。我做了一些推论，试图从一鳞半爪的资料中得到可能的答案，并由此管窥张爱玲孤僻性格的最初成因。 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到了，但这个追究的过程使我猝然滑入了一个冰冷的深渊。我眼见一个大家望族分崩离析，个体的生命在历史的车轮下被碾为粉尘，他们惊叫着逃离、躲闪，为了一点现实的利益而相互猜忌、怨恨……这是一种奇特的经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始终处在一个既旁观又参与的状态中，品评着一个人在那样的时段可能的行为与心理。 我开始进入。当他的父亲将她打得满地翻滚并关入黑屋的时候，我犹如影子一样跟在她的身后，清晰地看见了她那张青肿的脸。我很奇怪，这个时候她的弟弟哪里去了？在这篇揭露父亲暴行的文章《私语》里，恰恰在她最需要帮助的关头，却只字未提和她同宅而居的弟弟。而当她远离内地后，他的弟弟也只从姑姑那里得到了“她走了这几个字。 我看见泪水从那个男孩的眼里涌出来，在旧上海的大街上他涕泗横流地走着。他的孤独和恐惧是可以想见的：再没人可以依靠了，他的父亲并未等到别人来革他的命，便早已一无所有，唯一可以指靠的姐姐也不知所踪。这个绝望的男孩一路哭去并渐渐消失，当他再度从文字里显身已是一个老人（《我的姐姐张爱玲》），蜗居在父亲留下的小屋里，仍然孤身一人。 彻骨的寒意沿着我的脊背一点一点地爬上来。在冬日的下午我和这些从未谋面的人们共同经历着亲情的背叛、家族的湮没、生存的艰难、爱情的幻灭……。 我不是一个张迷，也不是张爱玲的研究者，之所以写下这本书，是因为张爱玲的生命现象对我来说构成了一个尖利的质疑，这位将语言修炼得如刀片般尖薄的女士，一生都行走在常理的边缘，她淡漠亲情、拒绝后代，宁愿一个人面对死亡，也不愿因为接受帮助而欠下人情。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她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抑或这是她唯一的选择？ 孤寂之死，一个多么可怕的结局，为了逃避这样的时刻，人们生孩子以求血脉的延续，信仰宗教以求灵魂的安慰。人们忍受一生的负累所经营的临终排场，在张爱玲的映照下却显得多少有点荒诞和累赘。 但是她真的将问题解决了吗？这个行踪漂泊的女人，当她将遗物放好，然后躺下来等死的那一刻，是否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平静？这是一个自觉的结果，还是一个无奈的结局？ 作为一个极端的范本，张爱玲以她多舛的人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疑问。我试图加以剖析，试图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对生命的本质加以具象的思考并有所领悟，我不知道我做到了多少，以及，我的呈现和表达是否足够的清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