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贤治，
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
20世纪中国政治事件与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
、《自治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主编《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蔓陀罗译丛》、《流亡者之旅译丛》、《流亡者丛书》、《世纪散文丛编》等丛书丛刊多种。选编《绝望的反抗》、《野百合花》、《鲁迅档案：人与神》等数十种。林贤治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传诵一时。他早年写作的《人间鲁迅》，以及不久前出版的《鲁迅的最后十年》，都曾引起广泛争论。 这样的写作历程是怎样实现的？这也许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丰富的阅读。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个隐居于南方潮湿与燠热中的思想者。 鲁迅，惟一的热爱 一个作家居住的地方会影响这个人的思想和创作。林贤治多年居住在广州。广州是一个商业化更为彻底的城市，在这里，你往往见到一些脚步急促而心灵世界被商品与商业塞满了的市民。当你穿越天河区的那些写字楼，然后在某个写字楼的房间里拜访到眼神严肃的林贤治，这的确是一种比较令人惊奇的心灵体验。 在这样的城市里面，一个搞学问的人如何获得与外界相对抗的能力？人如何能够不轻浮，而具有一种深厚的定力？当身边缺乏与你交谈的朋友，阅读在此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来与伟大的人进行精神交流，并且能够获得一种支持。林贤治向记者讲到，阅读鲁迅无疑是他阅读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他惟一热爱的一个人，那就是鲁迅。 鲁迅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普通的孤独，读鲁迅可以让人学会怎样在孤独中生存而不丧失自己的立场，因为鲁迅重申了异端存在的价值和权利。这是阅读鲁迅的意义之一。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鲁迅的文字非常具有时效性，今天读鲁迅无疑有点陈旧了。林贤治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说这个问题他已经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讲的非常清楚了，就是：鲁迅生在 20世纪，而活在 21世纪。许多认为鲁迅过时的人是没有看到历史的绵延，鲁迅面临的许多问题今天我们仍然要面对。 说到自己的写作，林贤治非常谦逊，他说：“我写作都只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而已。如果活得舒服不压抑，那么我的嘴巴就用来吃东西，绝对不是用嘴巴去说话。” 鲁迅也曾经在广州呆过一段时间，他住的白云楼如今仍然完好如初。而林贤治以前工作的地点与这里似乎并不遥远。如果说一个城市需要许多标志性建筑来规定它的实质，比如广州的陈家祠白云楼等等的存在，都标识着这个城市的轮廓与历史，那么，一个城市同样需要其他的指标来显示它的综合素质。林贤治之与广州，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他的存在使这个商业化城市厚重了许多，安详了许多，沉静了许多。 责任，就像是医生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个观点来自知识分子这个词语的发源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他就像是医生，他的任务就是指出肺病患者那片受损害的肺的病状，而不是去歌唱那片没有受损害的肺是多么的完好。唱颂歌绝对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林贤治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林贤治对当前知识界的状况表示失望。他认为，对于当前社会出现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的作家并没有做出及时而真实的反映。当代的作家和批评家，优秀的人极少。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诚实，当代作家并没有对当代问题进行诚实的探讨和回答。二是缺乏深度。比如钱钟书，是难得的学问家，但很难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去评说。要衡量一个作家或学者的深度，关键看这个作家有没有把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同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状况连接起来进行思考。在这个前提下，再看你的思想成果是怎样的。 批评家就是写作界的清道夫。中国目前的文章，垃圾太多了，我们现在需要好的批评家，需要他们像清道夫一样地去帮助打扫，但现在，连批评家本身也成了被打扫的对象。目前我们缺乏严肃的批评家，多的是一些酷评家。 林贤治在他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曾经对中国散文界进行了一次总结和清算。他的观点几乎彻底扫荡了以往的既定说法，此文章元气充沛，雄辩滔滔，不可阻挡。他对当前的文章大家们的文字也进行了大胆的评价。比如，他评价杨绛和宗璞的文章是一种“寄沉痛于悠闲”的文字，她们一生致力于一种安全感的寻找，而不是担当。又指出，王蒙的文章其实是近官的“京派”作家的余绪。“近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王蒙提出的著名的幽默主义其实是一笑主义，是一种自我保护反应，那效果甚至更坏。贾平凹从普通的农家子弟，到变成“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的西京名士，地位和文才都有了变化，但他的思想和文章质量是否有大的升华呢？林贤治说“看官看得新鲜，其实那是陈货，库存既久且被众人所忘记罢了。”贾平凹曾经说：“咱祖祖辈辈都是平民，咋样弄，咱都去不了平民意识。”而林贤治一针见血地指出，贾平凹把平民意识和农民意识混淆了。平民意识是一种现代的民主意识，有着更大的容受力。如果说作家在于通过写作解决人类的部分灵魂问题，那么贾平凹如何呢？林贤治引用了一句福克纳的名言———“他描写的不是人类的灵魂，而是人类的分泌物。” 立场，一定要鲜明 在一个处处讲究人际关系与在人的伦理关系中获得满足的文化背景中，一种完全公正的批评能够实行吗？林贤治说，目前有很多批评家都是赞扬家；利用评论协调人际关系，担心得罪作家、殿堂或堡垒。尤其名家，努力营造小圈子，建造走廊与各种通道，这就使得真正的评论成为不可能。 “一个好的评论家必须立场鲜明，否则就没法去做评论。”他说。 林贤治长居于南方，那个曾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地方。但是，这种境遇对他也许反而是好事，这使他远离所谓的文坛，从而保持了自己的安静的写作空间。 林先生对“圈子”这个词好像有一种畏惧感，大约一个人一旦陷入一个圈子，那么其学术问题也就变得不再单纯了。一个写作者必须保持自身的完整性，这样写出的文章才可能纯粹。林贤治称自己一直处于边缘状态，那么其写作也就是边缘写作了。边缘写作往往能够从外部冷静的观察内部的本质。如果身处内部，也许对内部问题就不能坚持一个清醒的立场。 这种边缘立场的形成，也许与林先生当年的经验不无关系。据了解，林贤治的家乡是广东南部的一个靠山面海的村子，这个村子很穷，靠农耕为生。他在这个村子呆了二十几年，当中还当了 10年的乡村郎中。他早年经历比较坎坷。中学时，就爱好文学，曾写过三本日记和诗文，被同学发现并出卖，那些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三面红旗之后我国农村元气大伤的情况，上交之后，被认为是思想问题。于是大半年都在做检查，开始的时候是一天写一份检查，叫“思想汇报”，后来是每周写一份。“文革”期间，父亲曾经被关押了两次，共 13个月。他说论出身，他家庭属于“富裕中农”，介乎富农和中农之间，父亲一直是边缘人物，一生在“运动”的惊恐中度过。这些经历，无疑培养了他的敢于怀疑和批判的品格。 影响，“小资”较深刻 有两种阅读，一种阅读是轻逸，闲适，讲究开拓人对世界的微妙感受，注重一种趣味性和游戏感。还有一种阅读与此相反。这种阅读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他注重一种道义感的发扬。一种是消费型阅读，一种是思考性阅读、创造性阅读。这两种阅读并非彼此对立的关系，有时候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但它们毕竟是不同的，后者注重阅读写作中的一种严肃的立场。这种阅读是在一个文明化尚不充分的社会中的充饥性阅读，于外在功效上，人们可以通过这种阅读学习人道主义的精华，获得更广阔的精神空间，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批不依附、不投靠、人格自立、善于维护自己权利的公民。 但关键是，目前，负重的阅读几乎已经不存在。林贤治是后一种阅读者。格拉斯曾引用一句话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林贤治非常赞同这种写作倾向。 本报记者让林先生介绍自己的阅读经验，他说，当年对他影响较大的是“五四”之后，特别是 30年代左右的一些作家。占第一位的是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其次是当时的一些乡土气息浓厚的小说给他也留下深刻印象，当然也有不少当时被称为“小资”的，尤其是讲究个人情调的、人性的作品。 如果向读者推荐一些书，那么林贤治首推《鲁迅全集》，然后是惠特曼的《草叶集》。“《草叶集》好，是以分行的形式表达了美国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像大海一般，有对人生的博爱的情怀。” 其次，他还推荐易卜生、哈代、卡夫卡、加缪、奥威尔、福克纳和写《荒原狼》的黑塞。批评家中他则非常喜欢赫尔岑、别林斯基、海涅、勃兰兑斯、本雅明。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与乡土与大地联系比较紧密的作家。喜欢他们对大地有一种神秘和深沉的联系的作品。”林贤治还说，他对上面所说的作家有的是热爱的，有的则是喜欢的。热爱和喜欢不仅仅是一个程度问题。喜欢只是理性的认同。而热爱有点说不清楚，那是一种非常深的依恋，是一种不减的狂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