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1年陈涌在《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副刊上将萧也牧的文学趣味定义为“小资产阶级趣味”开始，伴随着对《武训传》的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文学意义受到批判和质疑。此后，《我们夫妇之间》在文学史上被视作“十七年文学”批判的开始。丁玲等人将《我们夫妇之间》视为建国之后违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定的文艺道路何工农兵方向，把夫妇之间的矛盾解读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矛盾，从此，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被紧紧地框定在“文学/政治”当中。丁玲以延安“整风运动”过来人的政治思维对这篇小说做出解读，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彼时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萧也牧本人从未说过写这篇小说是为了表现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关系。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我们跳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思维框架，重新阅读萧也牧的这篇小说，其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在革命内部反思革命问题的多重意义也因此彰显出来。
    首先，《我们夫妇之间》创作与发表时的历史及环境就极为特殊。这部作品初版于《人民文学》1950第1卷第3期，文末处标明“1949年秋天，初稿于北京。重改于天津海河之滨。”小说中出现了真实存在的北京地名，是呈现“新都”北京的重要作品。小说里有大量描写集中在城市空间上，并且，夫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都在城市空间中发生——有趣的是，二者同为革命干部，但对怎样看待、管理城市空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夫妇的争吵中，似乎“城市空间”与“左翼革命”这组矛盾又一次出现了。但当我们紧扣建国初期的北京这个时空点，重新解读《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城市空间，会发现矛盾并非如此简单，小说里随处可见的空间叙事包容了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话语。
    一、 萧也牧：新中国北京城的“发现者”
    1928年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四次会议决议，北京改名为北平，北平、天津为特别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1949年9月，北京这座城在政治上获得新生。“十七年”文学中对北京城市空间的细部描写少之又少，现在重新阅读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小说中出现了一些真实存在的地方，这些描写表面上并不具备“时间开始了”式的政治抒情意义，但宣告着这就是新的北京。
    由于在中国语境中定义“城市文学”这一概念比较复杂，我们不能贸然说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城市小说。但可以确定的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呈现出北京这座新城的具体空间的小说作品。这与萧也牧本人的敏锐感觉、得天独厚的工作经历以及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有关。
    “萧也牧”是吴小武的笔名，他191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原名吴承淦，父亲曾是湖州两大绸缎店之一同裕绸缎店的老板，高中毕业后入杭州电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到上海浦东洋泾镇益中瓷电机制造厂当装配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兴沦陷，他自己改名为“小武”以明志向，和几个进步青年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在南昌、长沙、临汾、五台山的农村与地方武装一起战斗，期间做过《救国报》《前卫报》编辑，“铁血剧社”演员，宣传队干事。1943年在晋察冀总工会《工人报》任记者时下基层采访，与军工厂派到抗联学习的劳模李威结识，1946年两人结婚，婚后关系一直不错。
    1949年1月天津和北平先后解放，萧也牧随即进城，在团中央宣传部教材科任科长。此时他工资比较高，稿费多，花钱大手大脚，经常约朋友下馆子吃饭，他对建国初高级机关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非常清楚。“三反”运动结束后，萧也牧受到降级处理，调往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分管传记文学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得到广泛好评之后，他一夜之间就可写六七千字，就其产量而言，在活跃于文坛的一批知名作家中，他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他不是专业作家，在繁忙的《中国青年》编辑工作之余，一年之中，写出了17万字的新作”。萧也牧对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空间有着非常好的新闻感觉。他对“土改”与农村工作十分熟悉，作品都是真正贴近农民的耕种劳动和日常生活的，《齐村人物志》系列和《秋葵》《货郎》《我和老何》等故事生动活泼地展现了“农民”群体中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及命运。
    萧也牧的小说之所以很受欢迎又极具历史价值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他观察人物和展开小说叙述时视角是平视的；第二，他的语言生动鲜活，有很大感染力；第三，他善于以文学的方式改编真实的故事，对历史细节有较多记录。这三点具体来说，他刻画先进人物形象时，往往带着自我反省的意味；当先进人物与普罗大众产生矛盾时，他首先让先进人物反躬自问，不断寻找贴近大众人民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也让萧也牧意识到，农民群体本身具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常人皆可能有的缺点。萧也牧的这些经历，在他的文学语言上留下很深的痕迹，他对农民话语的熟悉与运用不亚于赵树理，乡间地头的语言与书面化的叙述语言结合后，萧也牧的小说语言既平易舒缓又富有口语讲诉的感觉。“凡和萧也牧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会讲故事，也喜欢听他讲故事。”萧也牧讲故事的技巧是将“真事假说”，很多故事“在真实的基础上也有些虚构部分，可基本上也是现实当中存在的”。萧也牧曾坦然他习惯于写真人真事：“所写的作品大半是真人真事，略加取舍，很少加工。”萧也牧的妻子李威也证实，《我们夫妇之间》的情节是真实存在的，“小说中的李克虽不是写他自己，但确实有不少生活素材是取自我俩共同的经历”。这些是他的小说在众多进城工农兵读者和解放区干部间获得好评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也是被人背后臧否的一个主要由头）。
    这些作品在时空上精准地展示了萧也牧的生活和工作轨迹——以晋察冀解放区（尤其是抬头湾地区）和北京、天津两座城市为主轴。与其他小说相比，《我们夫妇之间》是在历史“转向”关口上的作品，这部小说对“时间”和“空间”不断强调，足以证明萧也牧是在有意识地将“进城”这一话题作为重点来描写。也许“进城”的背后是萧也牧遵循第一次“文代会”的精神，在新的空间里展现人民的面貌，但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城市空间的新鲜感和观察欲，这是人之常情。萧也牧本人进入北京后，一直处于新闻宣传工作中，对城市的喜爱让他认真地打量着这座“新生”的城市，但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又让他看到了城与人的“新”中的“旧”、“变”中的“不变”。在小说中重新思考北京这座城市与人的关系，这也许是萧也牧的无心插柳，但他的确能胜任这份工作。
    二、 从抬头湾到北京：观看者的立场与进城前后的干部分工
    按照小说的时间线索推算，主人公李克与张同志于1946年结婚，1948年秋一起调往抬头湾山村工作，1949年共同进京。尽管李克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其妻张同志是“贫农”出身，进城后第二天李克在大街上问妻子的话仍然颇为蹊跷：“你看这城市好不好？”说出这句话的李克，似乎之前就是在北京城长大的知识分子。准确来说，李克在这里展现出的心态和姿态不是“进城”，而是“回城”。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男主人公李克已经有了一种先在的“城市”观念，他对眼前的城市生活与工作现象少了几分惊异感，多了几分“理所当然”的感觉。但妻子张同志对城市生活的初印象却很不好：
    那么多的人！男不象男，女不象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头发象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着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在大街上的这段对话，开始了小说真正的城市叙述。小说发表后遭到批判，认为萧也牧丑化了工农兵形象。然而事实上，我们几乎看不到李克眼中的张同志模样如何。但小说一开始就着力于刻画妻子的心灵美，这一点才是小说的暗线：张同志的心灵美在城市空间中如何显得不合时宜，她又如何以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重新确认了客观实在的城市空间应当如何建设。上海摩登式的都市文化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被张同志的视线所拆解，关于“面油”、皮衣、口红等物品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被追问：在刚刚解放的北京城，到底谁有钱使用这些东西呢？“那么多的人！”一句，直逼城市空间的核心问题：支配这个空间的人，到底是哪些人？在张同志的眼里，彼时北京街道的所有者，不是劳动人民，依然是“摩登”之“流民”。
    共产党在接管北京时尽量保持城市建筑的原貌，但他们很清楚，伴随着接管、修缮、重建的核心问题是重新确认这座城市的空间应当如何分配。但是在《我们夫妇之间》里李克并未主动“发现”城市，对城市街道、商铺、工厂和单位空间的发现与确认，都是由妻子张同志完成的，某种意义上，李克的视线是被张同志所带领——李克目之所及，都先由张同志指认，再经过她的提问，李克才对空间有所察觉。
    跟随张同志的眼光，北京的细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按照文本顺序，依此是：街道、电车、饭铺（双层楼）、街角小饭摊、机关、机关舞厅、东长安街七星舞厅、派出所、小市场、西单商场皮鞋铺、区工会。在李克与妻子散步的过程中，由妻子张同志完成了无产阶级对新城市的空间指认，此时再由一旁的李克从城市应然之模样进行对比，发现了这些空间背后的文化建构逻辑。他们夫妻二人不是北京街道上的漫游者（Flaneur），他们对街道、商店和公共空间的指认使得新都北京需要继续被改造（革命）的部分浮出水面：街道上的人群是过于“摩登”；饭铺的菜价让普通百姓难以承受；机关舞厅与七星舞厅中的腐蚀味道；小市场和商场中出现的乱象。
    小说中，李克虽然以“回城”的姿态仿佛预先获得了分配城市空间的权力，但事实上作者萧也牧是站在张同志那一边，让张同志引领李克的目光完成了对新城市的打量和批评。夫妻两人审视城市时立场差异的背后，的确存在着“谁改造谁”的问题——这也是张同志在进城第二天后的提问。有论者认为，“这就是萧也牧为张同志所代表的‘进城’的工农群众设置的‘精神现象’历程，其间‘真正自我’的实现所包含的工农群众‘被城市改造’的意味极其明显”——工农兵干部张同志开始“变得整洁、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由此看来的确有“被城市改造”的危险。但这个结论有“断章取义”之嫌，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小说的重心所在。在“谁改造谁”的问题之前，小说首先呈现的是建国大历史变局下的社会改造问题，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共产党干部如何建设城市的现实思虑。夫妇二人在城市中的不同目光，背后都有着社会历史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当是社会分工因素。
    《我们夫妇之间》在严格定义上，是描写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如何从解放区（农村）走向城市的，从目前看到的已发表的小说来看，这的确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城市为主要空间，以共产党人为主要角色，描写城市生活细节的作品。“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进入城市之后，权力分配和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而尖锐，共产党解放、统一全国后，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工农兵的文化领导地位是极为看重的，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城市建设上。有意思的是，二战后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也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重建城市时有效凝聚各种力量，以坚定的信念和改革的魄力完成重建，担当城市的“规划者”。列斐伏尔的理论基于左翼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带有对英法国家工人阶级的政治创造力的认同，却也符合我国共产党人此时的政治理念：在建国之后，如何在城市里继续联合农民阶级是稳定改造城市的领导权的重要问题。《我们夫妇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思考。他也许已经意识到，工农兵想要领导城市文化、支配城市空间和生活时，必须掌握一定知识文化，农村的生产工作经验在城市工作中是捉襟见肘的。小说中两次出现的“识字教育”值得我们注意。
    小说中，李克究竟在参加革命之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并不知道，但从后来他的工作来看，李克应当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文职干部，而妻子则文化程度较低，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开始学习认字、写字：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到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大楷……
    抬头湾位于现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境内，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土地改革的指示，彼时张家口还是兵家相争之地，中共中央派出的干部经常驻扎在阜平乡下，抬头湾是土地改革的一块“实验地”，是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经常采访的地方。不仅萧也牧和妻子李威在这里工作过，同期驻扎的还有丁玲等人。萧也牧1946年写的大部分小说，也都是以抬头湾土地改革为取材对象的。这些小说，都是以掌握文化知识（识字、写字）的干部在农村工作的状况为主要情节，描写知识分子干部与农村干部、农民群众一起革命、参与劳动的故事。《我们夫妇之间》提到妻子张同志学习大楷的事情并非偶然，这其实是工农兵干部切实参与革命、参与城市改造的重要环节。
    需要注意的是，在“抬头湾”的农村空间里，已经埋藏了工农兵干部因为文化水平和个人能力的差异担任不同社会分工的叙事线索，这一点在城市空间里被更为明晰地呈现了出来。
    《我们夫妇之间》有这样一段话，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
    需要注意的是，“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在当时并非简单之事，土地改革期间地方向上汇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计算各地土地和人均占有比例，依此颁发“土地证”。根据中共中央于1949年4月18日同意通过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市政府机构及人员处理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可推理，李克从解放区“画图表”所做的工作到了城市则转变为保管、整理旧机构的文件，在军管会的暂时委任下处理新旧机构文书整理的工作。在张同志找李克谈话时，他“正在整理劳资关系的材料。”从这一点看，李克参与新城市建设和改造的方式是以在文字和档案中从文件（政治、文化）上处理新旧转变，重塑符合新中国需要的城市秩序。
    那时能够“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整理劳资关系的材料”的，一般是军管会驻派至大企业或大工厂的组织部干部，他在1949年至1950年的工作是极为繁忙的，此时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李克对城市街道空间里的文化现象有些“后知后觉”。除了“城/乡”的文化差距外，李克与妻子在因文化水平不同在新城市承担不同工作，这也是他们对城市的认知有差异的重要原因。从小说来看，李克对机关、单位的内部空间更为熟悉。不是李克对群众的日常生活不敏感，不是他对街道、商铺里的阶级斗争不敏感，而是在李克的工作与张同志的工作有了区分，因此，出了机关单位以后李克的视线才会需要由张同志所带领。张同志在解放区是工农兵干部，进城后她在工厂和街道里带领生产劳动、发展工农兵党员。
    历史材料记载，在确定“有秩序地进城”之后，中共中央和北平市委给军管会制定了四个任务：“肃清一切反动势力。接管敌人的遗产。建立人民政府秩序。宣传教育群众。”小说中李克与张同志在进城之后，夫妻二人同为党的事业奋斗，但有着分工：李克承担“接管敌人遗产”或“建立人民政府秩序”的工作，张同志似乎承担着“宣传教育群众”的职能。从这种分工上看，两人的工作似乎是“一内一外”的分工：李克负责处理机关内部劳资关系，张同志负责管理机关单位员工的生活。这一分工，让李克对以街道、商铺为中心的城市空间有些反应迟缓，几次单独出现李克的地方，都是以单位和房间等封闭的场所。张同志更能与职工保持密切联系。
    在那个特殊时刻，识字这一基本文化能力成为社会分工的重要依据，城市在文学世界里分为机关内部（政府政治的）和大街小巷（日常生活政治的）两个空间。机关内部以文字（文件）的方式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建构着城市的基本规则，李克在劳资关系上费心费力，在日常生活看不到的政治空间里为接管北京和城市重建做出自己的贡献；大街小巷则需要张同志这样的人，她是日常生活革命的先锋，在文化上以工农兵的革命思维驱除“摩登”之魅影。张同志与李克结合后，学习了写字，进城之后也具备城市规划者和改造者的条件，此时她能够以知识分子的语言将无产阶级文化表达出来：进城之后，她在家庭生活中力主“开展节约，反对浪费”，在保姆小娟来家时教她识字，担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在处理街头案件时要求去派出所和维护政府威信等等。张同志此时显示出工人阶级掌握文化后在建国时期具有的文化领导权，这正符合列斐伏尔重建城市理论中的工人阶级“规划者”形象。
    所以，《我们夫妇之间》表明上存在着“城/乡”的文化差异，存在着“谁改造谁”的问题。但抛开成见重新细读，我们会发现萧也牧以“识字”为楔子，对夫妻二人在进城前后的社会分工演变做了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城/乡”文化差异的背后，正是萧也牧对城市中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问题的深刻思考，他联系共产党进城接管城市的干部工作经验，对干部群体内部社会分工的秩序进行描写。或者说在刚刚建国的时间点上，“谁改造谁”的问题，应该是让位于“如何接管城市”这个问题的，我们不应当用政治需要去否定小说的独特意义。
    三、 从北平到北京：革命的第二天如何改造城市和干部
    从城市的角度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能够发现从抬头湾到北京的时空点上，有很多人和事不能单纯地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去考虑。一个城市如何从古城变为共产党执政下新中国的首都，在最初的时间点上，恢复城市的基本运转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北平和天津两地的接管，共产党采取“自上而下、全面系统和原封不动地加以接收与管制，然后有分别、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和改造的方针”。自上而下的改造其实意味着对城市的政治改革不会落后于生产劳动的恢复，《我们夫妇之间》虽然反映了时空关键点上城市生活的历史倒影，但小说内部无处不在的政治叙事以及围绕小说展开的讨论和批判，也反映了这座城市从北平变为北京时潜伏在夫妻生活矛盾现象下的另一种历史。
    《我们夫妇之间》这部小说的确有着“光明的尾巴”，但忧虑的气息无所不在，小说反映出的社会真实状况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呈现出对城市中“革命加恋爱”的反向描写——在农村土改工作中“我”与妻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进城之后我们的婚姻却有了裂隙。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能仅从李克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解释，更重要的是小说反映了接管北京之后城市空间里暗涌着的混乱气息。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革命的风险在于革命之后世俗世界规则的惯性十分强韧，“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民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革命的第二天”，恰恰是革命成功与否的评判起点，是军管会接管北平后北平能否转变为北京。这是不是《我们夫妇之间》里的忧虑所在呢？夫妻婚姻生活的矛盾与彼时社会上的思想动向有何关系？我们需要重读小说里的一些细节。
    男主人公李克身处党政机关之中，他所代表的是重建行政（政治）规范，从而在政治上确保北平彻底转变为北京；而妻子张同志似乎更为“革命”，要继续打碎城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保证革命的社会不被旧社会所腐蚀。进城第二天，妻子张同志对城市中的“摩登”文化现象不满，气冲冲地要“好好儿改造一下子！”，李克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小说第三节，在夫妻进城“短短的时间里”，张同志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前者，李克也并未否认，但他觉得这个改造的过程应当循序渐进。
    可是紧接着这个问题，小说转向夫妻进城后的第一次吵架：妻子张同志未经李克同意，挪用其稿费寄给受灾的家人，李克质问张同志，既是为了救灾，为何不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会反而直接寄回家中？在这里，李克批评妻子有“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妻子批评他“浪费钱！”。这两句话背后，正是接管北平期间在干部群体中出现的两种有可能导致城市混乱的危险倾向。在城市中，李克分属机关办公室或组织部一类部门，张同志分属于工会等其他部门，两人的工作内容有了很大差异。张同志在街道上要求继续革命，李克并无异议；但关于尽快改造一事，李克表现沉默。挪用李克私人稿费，的确能够人夫妻二人争吵起来，但此时花力气描述“芝麻粒大的一点事”，其深意并不在此。用夫妻二人情感问题作为引子，萧也牧在此对某些革命者一劳永逸、焦躁冒进的心态流露出不满。
    “革命第二天”的问题在接管北平的特殊时段有了新的具体的含义，不仅世俗物质欲望和官僚作风对革命有危险，从乡村包围城市进行的革命中，乡村革命时调动起人民群众内心摧毁机器的暴动欲望和“挖浮财”的自利意识，都会在进城的时刻如怪兽一般被重新召唤出来——革命行动与革命乌托邦理想之间的差异，反映在文学世界中就会造就李克那样的人物，在从北平到北京的那个重大时刻面前，表现出迟缓、思虑和对革命一劳永逸的犹疑。当然，萧也牧也许并未有如此强烈的意识，他对革命的态度还是积极、主动的，第一主人公李克不断表现出的“忏悔意识”，其实就是要改变迟疑态度、吸取妻子张同志的革命精神，向城市改革的先锋队伍靠近。但我们也必须注意，萧也牧有意或无意地在李克这个角色上流露出同情和理解，意识到张同志一劳永逸、急迫地革命到底的心态也存在毁掉革命的危险。
    小说最后张同志因工作方式不对受到工会批评，并与李克谈心，最终认为“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不要老是说些婆婆妈妈的话。象今天这样多谈些问题，该多好呵！”这里生硬的“光明的尾巴”反映萧也牧写作小说时的思虑所在。“多谈些问题”，是既要警惕知识分子干部群体可能被“糖衣炮弹”击中，在“倔强的世俗物质欲望”和“特权，官僚作风”中丢失革命精神；也要警惕工农兵革命者在进入城市后缺乏科学管理的经验，因急躁冒进而使革命变成混乱的局面。
    可供佐证的是，小说中张同志在“东长安街七星舞厅”门口为小乞丐伸张正义一幕，也可见到萧也牧对建国初乱象的思考与担忧。
    在共产党接管北平期间，因常年战乱农村和城市里的游民乞丐逐年增多，在各城市解放期间，军管会对土匪强盗进行了严厉打击，然而游民乞丐因此对城市解放产生了错误理解，认为“共产党来了，穷人解放了”，乞丐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上街乞讨，乞丐的活动势头比过去更猛。《我们夫妇之间》中，张同志伸张正义，将欺负小乞丐的舞厅胖子送至派出所。在此之前李克也“很不顺眼”、“想问问”，只不过他的行动被张同志所打断。事后，妻子兴奋地问李克如何评价，李克认为“这是社会问题、得慢慢……”。李克所言社会问题，应当不仅是舞厅以暴力手段对待小乞丐一事——小乞丐为什么会在东长安街出现？1949年以来《华北城市处理乞丐暂时办法》已明确规定，这类十三四岁的小乞丐应当由公安局送至育幼所进行教育和培养。尽管此时阶级斗争的话语依然由张同志所代表，站在正确、正义的一面，但此时李克“不应该”出现的“缓行”和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在用另一套政治话语介入了这件事，从社会问题这一制度制定和制度实施层面补充了张同志一人的英勇行为。对知识分子干部群体之腐化的警惕（张同志批评李克和李克“自我忏悔”背后的政治话语）和对工农兵干部群体之激进莽撞的警惕（李克批评张同志和张同志自我批评背后的政治话语）共同构成进城之后改造干部的双重政治考虑。
    张同志时而粗鄙的俗语，她的冲动，以及张同志因为李克的沉默冲进机关内部晚会给李克难堪等情节，不应单纯地理解为萧也牧把工农兵干部刻画成不通情达理之人——必须要注意，这些问题都是“非原则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李克和张同志背后各自代表了两套关于接管城市、重建城市的实践理念和政治话语，它们各自有着不完善之处，甚至都有导向城市发生混乱的危险。夫妻二人各自代表两种不同的介入现实的政治话语，李克从制度反思社会问题，张同志从个人保持革命先锋性层面解决社会问题，他们二人是互补而不是互相敌对的。单纯地以“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兵干部”或“城/乡”文化差异理解他们的区别，就会落入简单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窠臼之中——要知道，叙述者李克在一开始就声明，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原则问题”，二人都是为了保障从这座城市顺利地从北平变为北京。
    四、 余论：革命阵营中的“李克问题”
    在抬头湾地区领导农村革命工作的李克，恐怕很难预料建国之后他在城市里竟然会遭遇两难困境。李克的困境不在于革命或不革命，而是怎样在新的局势（城市）中继续革命，革命的节奏与城市建设的步伐如何同步、合轨。尽管萧也牧在检讨时承认，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妻子张同志，应当突出展现这个革命者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爱憎分明的革命感情。“为了烘托这个人物，拉了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来作陪衬。”然而写着写着，萧也牧对李克有了别样的情感，寄托了复杂的心绪。丁玲把这种感情定义为“喜爱”：“你是太同情，太喜欢那男主人公李克罢了。”在她看来，李克的存在是对“延安整风”的否定，“如果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至今还像李克同志那样有这种趣味和情调，那么就不能说明解放区的政府、共产党、毛主席对他们的苦心教育。”这样一来，萧也牧对左翼革命运动中激进主义的反思便变成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趣味了，萧也牧的种种思考就这样被政治的话语过滤掉了。但不论如何，《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始终是在按照实际需要参与革命工作的。他对革命诸种形式的反思，是根据当时接管北平工作需要而进行的实事求是地探索。
    有趣的是，在左翼革命的阵营中，名为“李克”的人在面对激进的、彻底的、一蹴而就的革命思想时，似乎都会保留几分冷静。茅盾于1927至1928年间，在《幻灭》和《动摇》中创造出一个关键的“理性人”——李克。彼时正值“中国革命史上最严重的一期，革命观念革命政策而之动摇，——由左倾以至发生左稚病，由救治左稚病以至右倾思想的渐抬头，终于为大反动。”李克在《动摇》是个革命的实干家：“真革命的人是在千辛万苦里锻炼出来的。”革命事业危在旦夕，他还是秉持着冷静的革命观：
    此间过去一切事的大毛病，还在没有明白的认识，遇事迟疑，举措不定。该软该硬，用不得当。有时表面看来是软弱，其实是认识不明白，不敢做，因为软弱到底还在做。有表面看起来是很强硬了，其实还是同样认识不明白，一味盲动。所以一切工作都是撞着做的，不是想好了做的。此后必须大家先有明白的认识。对于一些必行的事务，因为时机未至，果然不妨暂为软弱地进行，然而必得是在那里做，而不是忘记了做。
    《动摇》中李克的“软弱论”，可能正是《我们夫妇之间》里李克顾及夫妻感情和阶级立场未说出口的话。
    “软弱论”是茅盾在大革命失败时所思考的左翼革命的历史规律，而建国时李克的犹疑和谨慎却让他变成革命阵营里的问题。萧也牧遭遇了美国学者安敏成所说的“现实主义的限制”——小说中那些城市空间必然会导向新的、真实的、骚乱的现象，而小说里李克夫妇必须证明左翼革命在城市中没有失去主导作用。设置夫妇结构，是萧也牧突破这个限制的尝试：革命一分为二，在城市空间里李克渐进的实践方案是革命，生活观念中张同志激进、强势，这也是革命。萧也牧自始至终，都是以革命者的立场在文学中思考务实的问题。
    将《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放回1949年至1950年的北平/北京这个时空中重新进行文本细读，我们能够读到共产党在城市空间、日常生活和政治上重建北京的不易和艰辛。李克和妻子张同志因文化水平的不同，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承担着不同的干部工作和社会分工，形成了不同的观看城市的视野。萧也牧在机关单位和街道与商场等不同的空间内讲诉着这座城市暗涌着的意识形态之变。以接管北京的历史对读《我们夫妇之间》，李克和张同志各自分有建国时重建大城市时的两套政治话语，而无论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制度改革还是大刀阔斧地以革命精神干预日常生活，都有着各自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但这的确是建国时期特殊的现象。1979年，康濯为《萧也牧作品选》作序，认为这篇小说“抓住了我们干部中进城之初某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而颇有意义……发表的初稿记得确有过缺点，主要是对工农干部个别地方似略有丑化，对知识分子干部一二细节的点染也或有过分，然而即使如此自也并不影响作品积极一面的基本倾向。”萧也牧在小说中努力融合绝对的革命信念与复杂的现实问题，他试图超越现实主义的限制，最终却被工具论的意识形态批评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