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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处在全面变革的时期，而“哲学”这个名字，也不是中国原有的名字。西方哲学大量传入中国之后，我们就再也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的话语讲中国哲学了，同时也不能离开中国哲学的“本土意识”（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在此不论）去谈西方哲学。这不仅因为，接受西方哲学的哲学家都是用中国的语 言转译西方哲学的，而中国语言正是中国哲学文化的载体或符号；而且因为，这种语言转换必然产生一种意义的“交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在中国”就成为了解20世纪中国哲学的前提条件。汤一介教授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套精心设计过的学术丛书，除了《导论》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两卷之外，其他各卷都分别介绍和论述了西方某种哲学“在中国”。这些哲学学派或流派虽不是西方哲学的全部，却能代表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每一卷都是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在“中西古今之辨”的相互交错中叙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由于资料之翔实、述事之真实、分析之细致、文字之规范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能给人以极大的启示，即不仅能从中得到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在中国传播的相关知识，而且能引起我们对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重要问题的思考。 按照该丛书的总体思路，所谓西方某某哲学“在中国”，并不是平铺地摆在那里，让人们以所谓纯粹客观的眼光去“看”。从早期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就是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并参照某种本土哲学（如《周易》）进行翻译的。“五四”以后，才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但是，任何翻译，实际上都是一种理解与解释。至于对西方哲学的评述或论述，就更是带有作者的“原意识”。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所谓“在中国”，其实就是汤一介教授在“总序”中所说的“中国化”。丛书中的各卷，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 所谓“在中国”，就是将西方翻译或介绍过来，使中国人接受。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尽量保持西方哲学的原貌即纯粹性，有如洪谦先生之于维也纳学派。但是，这样的哲学在中国很难产生广泛影响，有如历史上佛教传入后之“唯识学”。另一种是选择、吸收西方哲学中的某些观念、方法，与中国哲学对话，使之变成中国人容易接受和理解的。但这已经是“中国化”的开始。“中国化”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中国哲学中的某些东西纳入某种西方哲学，使之变成“中国的进化论”；另一种是将西方哲学的观念纳入中国原有哲学，或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处理”中国哲学，从而创造出现代的中国哲学。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而且是相互交错的，有时甚至很难划出严格的界限。 “中国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丛书中展现为历史叙述。在历史叙述中表达的是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是哲学语言的交锋与对话，以及相互吸收与建构，由此产生了某种结果。因此才有中国现代哲学的酝酿与产生。当然，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看，这些结果仍然处在过程之中。 从西方哲学“在中国”到“中国化”，是该丛书最着力之处，也是最成功之处。从点到面，全面铺开，展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场丰富多彩的画面。20世纪之前，严复被认为是翻译和引进西方哲学的第一人，但他在引进进化主义的同时，便“用新的观念重新解释古老的传统”（《进化主义在中国》P68），与老子的自然主义又找到某种契合。胡适作为“全盘西化”的代表，极力宣传实用主义，但是也要同中国的“朴学”相结合，从“朴学”中发掘其科学方法。而80年代以后对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重新研究，学者们则提出更多建设性的看法，如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以及“以价值为中心”的问题，反对主客分立、主张“心物一体”的问题，都能同中国实现某种契合。新实在论的传入，引起了中西“互释”、“会通”和“综合”的思潮，产生了金岳霖的“新玄学”、“实在论的知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张申甫的统合科学与人生的“大客观论”，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最重要的成果。分析哲学也是20世纪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流派之一，自从罗素来华讲学之后，中国哲学界的面貌“为之一新”，而分析方法则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方法，变成了“点石成金”的“手指头”。但是，中国的哲学家在吸收其逻辑或语言分析方法的同时，却批判了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以重新建构中国的新的形而上学为己任。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新理学”，张申甫、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都是典型代表。在这方面，《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作者作了充分而系统的论述。 该丛书对现代西方哲学给予高度重视，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这是同8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流行完全一致的。这一时期，西方的现象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中国，掀起一股热潮。随之便“出现了将所谓广义现象学与中国古代思想相互渗透的倾向”。这当然决非偶然。其中，有学者“第一次”比较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两人对“意识结构”的看法以及“将本论与意识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学说，都有“共同之处”。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道”论的关系，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至于西方的解释学，更是中国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提出吸收西方解释学的方法，建立中国自己的解释学，并且开始进行了尝试，尽管仅仅是一个开始。该书作者提出，西方现代解释学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形式上”（《现象学思潮在中国》P278），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何进一步开展，则有待于来者。 至于20世纪盛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快，更是尽人皆知。而西方后现代哲学是在西方经历现代性之后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动”。但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确有某种惊人的相似。这不是仅仅用“时代性”如“前现代”、“前意识”之类的词句所能回答的。正因为如此，当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之后，并不像其他一些学派那样经过一段“消化”或“沉寂”之后，才与中国传统哲学相“遭遇”，而是一下子就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不管是保持警惕态度者，还是主张纠现代哲学之偏者，或是对其价值虚无主义持批判态度者，都不能不关心这一思潮在中国引起的震荡。有些“问题意识”较强的学者，已开始超越表面上的喧嚣，深入思考一些现代的问题。但是究竟如何“结合”，却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当然，对于后现代时期的价值危机和精神空白的问题，很多学者也是怀有忧虑的。这一类问题的探讨还在进行中，该书为我们思考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 值得指出的是，《基督教哲学在中国》在该丛书中似乎是一个例外，但同时又使这套丛书更具特色，可说是填补了长期以来无人问津的空白。基督教在西方属于与理性哲学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难道也有哲学吗？是什么样的哲学？作者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基督教哲学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这里似乎也有两方面的进路。一是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建立人文主义的中国哲学；一是吸收中国文化因素，建立中国的基督教哲学。 从这套丛书中得到的另一个启示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经历了很大曲折的。虽然各自的“命运”以及被“接受”的程度并不相同，但是，经历了共同的境遇。“五·四”前后，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出现了“中西古今之争”的高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则进入相对平静的思考阶段。50年代以后，在“左”倾路线的影响干预下，西学东渐的过程几乎中断，中西对话陷入绝境，致使中国哲学与世界拉大了距离。80年代以后，又出现一个新的高潮。这其间涉及到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有一些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对此，相关各卷都有客观公正的论述。这使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只有在学术自由和开放宽松的条件下，哲学才能有深度的创造性的发展。回顾历史，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还远不如佛教哲学传入之后所达到的成就，即宋明新儒学的建立；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适应中国现代化社会以及世界哲学发展的形势要求的“现代中国哲学”。80年代以后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真正说来，还没有出现像20世纪前期那样有独创性、影响较大的哲学家。这不能不说是一条最深刻的教训。但是，另一方面，学术积累也很重要，我们需要扎扎实实地潜心研究和独立思考，而不是浮在学术表面赶时髦。“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曾经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所达到的成就，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期望。这需要全体哲学家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