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举办的“明治时代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各位与会者辛苦的劳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应有的议题。 本次研讨会是我国日本学界第一次以日本“明治时代的儒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当前学术界某些层面上仍然处于急功近利、烦躁不安的状态中，本次学术会议，自始至终恪守学术原 则；与会者始终以忠诚学术为务，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提出了看法，交换了见解，话语活泼，气氛热烈，保持和发展了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一贯的学术风范，也展现了与会各位的学术风采。 作为一个与会者，我在本次研讨会上得到了许多教益，也留下许多思考。 我个人体会，本次学术研讨会至少有两个特点。 第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具有填补国际日本学研究空白的意义。由于明治时代的儒学在学术上呈现模糊性，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尖锐性，日本学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重大主题的研究，从而使日本思想史和东亚儒学史的研究，呈现空缺，并在当代学术实践中出现“误差”，乃至引出一系列不知所云的学术见解。本次学术会议以“明治儒学”为题，它的本身就具有学术史研究的提示意义。 第二，就本主题的研讨考量，本次研讨会呈现了一个主题中的学术多元特征。首先，从表述这一主题的样式来看，本次会议上，既有对明治时代儒学概论的考察，又有对这一时代儒学家的个案研究；既有对研究观念的阐述，又有方法论的讨论。从西周到井上哲次郎、以及西田几多郎乃至德富苏峰等，作了很有学术意义的研究。与此同时，观念与方法论的讨论也体现了样式的丰富性。本次会议学术多元性的第二个特征是研究层面的丰富。上述研究样式的多样，是以研究内容的多元展现的。与会各位对明治儒学的考量，有从哲学的立场阐析的，有从意识形态立场阐析的，有从文学立场阐析的，有从文教体制立场阐析的，有从明治文人的汉学修养阐析的，等等。这种阐析的多元特征，展现了与会各位在日本学研究中活跃的生命力。多元的第三个特征，是参与本次研讨会成员的特征。特征有二：一是我注意到本次研讨会没有官员参加，这有利于纯洁学术空气。这种不求名声、务求学术真实的做法是许多学术会议所做不到的。二是本次研讨会在学术构成与年龄结构上体现了多层构造、细水长流的特征。我特别注意到的是一批年轻的研究者参加了会议。会上有在读博士的论文发表，在自由讨论中有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踊跃提问，体现了研究队伍正在成长的形势。 各位同仁，本次研讨会在“明治时代的儒学”研究中作了一个极具学术意义的开端。在这个开端中留下了令我们需要思考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提出，就预示着这一主题研讨的深入。 明治时代的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体的存在，它又以多层面的价值意识展开。例如，当1906年12月23日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当时的海军元帅率领参加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日本陆海军将领，到足利学校大成殿向孔子致敬，报告孔子，在10年内日本军人在黄海击溃了中国北洋舰队、在日本海击溃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从而建立了日本帝国的海上霸权。这个时候，孔子和儒学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玩偶，这个时候的明治时代的儒学，令人不寒而栗，十分可恶。但是我们从朱颖女士的论文中又获知，明治时代日本最杰出的作家夏目漱石，这位具有理想主义和人性意识的作家，曾经从孔子和儒学中获得如此丰厚的道德修养。这个时候的儒学也显得温柔敦厚、可亲可爱。当然这仅仅是明治时代儒学功能的观察，已经看出明治儒学价值的对立，这可能首先来源于阐述者的阐述意识的差异，也表现了阐述对象本身具有多元阐述的可能性。 各位，在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课题主持人刘岳兵博士说“这是一次学者的盛会、学术的盛宴”。3月的杭州风和日丽，我们会聚在西子湖畔，情趣盎然。由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设计的这一席盛宴，由各位每人烹制的一道道菜肴，端上台面，显得这样色彩夺目、多味可口。我们共同努力，并借助美好的天意，完成了会议主持者的设计图谱。 我们将带着本次主题研讨会的收益和提出的思考返回自己的学术领域，继续各自的研究，期待在第二次这一共同主题的研讨会上，再现各位的智慧和风采。  “明治时代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