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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学习赵树理对民间趣味、价值倾向、民间伦理的重视。这种民间趣味、价值倾向、民间伦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譬如，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将“三仙姑”塑造成一个对包办婚姻不满并进行不自觉反抗的人，但又依据其时的民间伦理、民间趣味对其给以讽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形象成了《登记》中的“小飞娥”，赵树理对其持有同情态度。在20世纪50年代末，这样的形象成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作者对其护卫自身利益的行为，既有真实的揭示，也有从民间伦理角度的讽刺与批判。现在的创作，民间色彩很少，这既与创作者们想进“文坛”看不起“文摊”有关，也与批评界多持精英立场有关。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善于从大众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主要包括民间精神民间情感，艺术形式民间语言。譬如曲艺的语言，作为直接作用于“听”的语言，曾经是最为大众化的语言。赵树理对曲艺的热爱与熟知，成就了他小说语言大众化的纯粹与成功。现在的创作界，对各种民间语言，如网络语言、民间流行语、时尚流行语等，或者笼统认为庸俗不堪而弃之如敝屣，或者不加提炼地从“形”上移入，就像某些创作者片面追求作品的地域性色彩，一味地移入地方性口语，以至于不得不另加注释对其含义进行说明。赵树理作品中的语言，既是大众性的、地方性的，却又是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语言。说到底，没有大众语言，大众性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在生命形态上与大众是一体的，是“形”与“神”的统一，而不是二者的脱节。他对大众、对民间文化的亲近是生命层面的，是感情上、血缘上的，而不仅仅是理性上、姻缘上的。所谓血缘上的，是指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而姻缘上的，则是后天性的、基于一种相互需要的结合。这也涉及如何深入生活这一文艺创作的传统命题。血缘上的，犹如汪曾祺描绘的赵树理，即使身着狐皮大衣，到了乡下，与农民也没有什么隔阂；姻缘上的，例如有人在乡下生活多年，穿衣打扮、言行举止与农民没有多大差别，却无法真正跟农民打成一片。康濯曾经说过：“老赵和我下农村……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即我去农村总还是‘下乡’，是从‘上面’去‘下面’，赵树理却毫无什么上下之分，只是‘回乡’，‘回家’。”一个“回乡”，一个“下乡”，再真切不过地说出了赵树理与其他人的区别。一个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则是由外而内的。由内而外，其创作是基于生命的冲动，是以作家真实的生命感受为依据衡量时代生活的价值。由外而内，其创作是基于伦理的冲动，是以所信奉的社会标准或伦理标准来理解诠释时代生活。在表现大众生活时，由内而外，是对大众生活“形似”“神似”的“形神统一”，由外而内，则有可能会落入“形似”“神不似”的陷阱，并构成揭示社会现实真伪、深浅的区别。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立足自身，汲取新的观念，对生活有新的发现。如果没有对“五四”新文化的学习，在观念上没有新的提升与突破，赵树理就不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农村生活、农民命运产生新的认识。对同样的生活，采取不同的观念，就会有不同的发现。在这里，立足自身而汲取新的观念，是从“神”上对新观念的汲取。学界对赵树理作解读时，常常困惑于他的写作身份，纠缠于他到底是现代知识分子，还是党的农村干部，还是农民的代言人。其实，这些身份都如盐入水中一般，在他的身上体现得自然而妥帖。如今，观念之“形”大于观念之“神”的情况广为存在。深入生活，真正走进生活，用新的观念重新发现生活，依然是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作者：傅书华，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