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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图书善本收藏情况 在理解了观海堂藏书意义的基础上，下面对近代图书善本在中国和日本收藏的概况作一简述。 17世纪前期，即明末，中国的图书史迎来了大变革期。明代以宫廷为中心的大型出版事业已近尾声，书籍普及则通过民间书肆达到极盛。在学者方面，追求贵重典籍的风气开始增强，由各类文人、藏书家珍藏保留下来的宋元善本，开始向一部分学者手里集中。当时，钱谦益(1582—1664)的绛云楼是江南以宋元善本宝库而著称的代表。绛云楼的藏书被其族孙钱曾所继承。钱曾是江苏虞山(今常熟)人，当时的虞山是藏书家的天地。时代稍早的毛晋汲古阁藏书楼也在虞山，藏书为其子毛扆继承，与钱氏藏书为“双璧”。虞山还有陆贻典、叶树廉、冯舒等活跃的藏书家。附近的藏书家有江苏太仓吴伟业、苏州金俊明、浙江秀水曹溶等，他们互相交流并借阅钞校各自的藏书。之后，清初称为“北王南朱”的朱彝尊的曝书亭、王士祯的池北书库，亦十分著名。但以钱氏为中心的江南藏书家群体，因珍藏的宋元善本最多，而形成一大沙龙。钱曾在其中亦为突出的藏家，著录其精华藏书目录的《读书敏求记》收入很多宋元善本，作为版本学的典范而得到很高评价。 之后，钱氏、毛氏的书散出，被同时代的泰兴季振宜、昆山徐乾学所收藏。季、徐二氏的书之后除流向民间外，经学者何焯的介绍，多数被清朝的内府、怡府(康熙帝第十三子允祥府邸)收入。清朝从乾隆中期开始，经过《四库全书》的编纂，虽然推想起来民间善本的移动较为平稳，但宋元善本却被最有名的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所收罗。黄氏收集了200种宋善本，是因为他打算把钱曾《读书敏求记》中著录的全部书籍“一网打尽”。 从乾隆末年至嘉道年间，江南周锡瓒、袁廷栲、顾之逵与黄氏一起，活跃在善本的收集活动中，清初藏书的盛况得以复活。他们的藏书在道光年间被汪士钟、韩应陛收藏，汪氏的书又被上海郁松年、常熟瞿镛、山东杨绍和所继承。继而，郁松年的善本被丁日昌和陆心源购得。这样，晚清形成了瞿镛、杨绍和、陆心源、丁丙四大藏书家。 咸同年间，收得怡府藏书的朱学勤，湖南湘潭的袁芳瑛等清末藏书家，将善本再度聚集起来。经过暂时的安定，光绪之后，在清末的变革时期，这些藏书家的书又全部散出。在陆心源的藏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之时，藏书的公共保存观念出现了。通过张之洞、端方、缪荃孙的努力，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端氏参与了南京江南图书馆的设立(1907)，张氏参与了北京京师图书馆的设立(1909)，缪氏主管两馆。于是，丁丙之书入藏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的前身)，丁日昌之书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袁氏之书经藏书家李盛铎入北京大学……重要的藏书被各机关保存。民国初年至20世纪中叶，张钧衡、蒋汝藻、刘承干、邓邦述等以宋元善本为主致力收藏。现在除刘氏书一部分散出，张钧衡、邓邦述书藏于台北以外，其他几乎全部藏于北京和上海。 认识到散失于日本汉籍的重要 以宋元善本为中心的流动是中国图书史的主流，而要据此认识日本所藏汉籍古刻古钞本的交流，应当说十分困难。日本的汉籍善本，是指17世纪初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以前出版和钞写的文献。但是，其价值为中国学者所理解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藏书家最早在目录中著录日本古刊本的，是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此书目所载何晏《论语集解》也就是正平版《论语》。钱氏评价其价值优于现行的文本。实际上，该本随前述的善本流动而辗转多处，现在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见到此书的话就知道，钱氏旧物是“正平版《论语》”的传抄本，但钱氏根据此书从朝鲜购入而误认“正平甲辰”为朝鲜年号。尽管尚未意识到这是日本古刻本，但此著录影响了黄丕烈、陆心源等藏书家，并使其开始重视日本的古刻本古写本。从日本传入的宽延三年(1750)出版的《论语义疏》(根本逊志编)、延享元年(1744)出版的《古文孝经》(太宰春台编)，因为是中国散失之书而收入《四库全书》，并得到很高的评价。实际上杨守敬以前，日本古写古刻本汉籍的身影在中国的出现仅此而已。 作者简介 高桥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东亚文化研究所)教授，汉籍版本学者，文学博士。1986年至1988年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进修，导师为顾廷龙、章培恒教授。著有《日本室町时代古抄本论语集解之研究》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