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的善本中心,是清代藏书家杨守敬(1839—1915)收藏的观海堂本。其收藏的最大特色是,既有宋元古椠本的旧藏,也有通过森立之等人购入的日本室町时代及其以前的古钞古刻本。杨氏藏书在量和质上都非同一般,即使说其带走了日本汉籍的大半也不为过。杨守敬这样的藏书家的出现,并不单是“嗜好”可以解释的现象,而是明末至清初藏书文化的发展,同日本书籍文化及书志学、校勘学的兴盛和衰退等要素相重合。 观海堂本的由来 杨守敬的藏书钤有“飞青阁藏书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宜都杨氏藏书记”的藏书印,每书之首附有他70岁时的肖像照。杨守敬在金石、目录、地理学方面造诣很深,尤其以翻刻中国已佚、日本流传的古写古刊本《古逸丛书》为最。1880年,他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来日,并与日本的汉学者来往,为流传在日本的中国古籍的博大精深而叹服,继而与翌年来日的公使黎庶昌共议,在东京的公使署中开版刷印《古逸丛书》。另外,杨守敬还向经历了日本古书研究风气由盛而衰、硕果仅存的版本学(书志学)者森立之学习日本的版本学,并致力于古书的搜集。当时,森立之把江户后期狩谷棭斋、多纪苣庭等主持的古书研究会的成果汇总,纂成善本解题书《经籍访古志》,并准备编纂增补和图录。这对于杨守敬来说,是意想不到的知遇。1884年归国时,他将《经籍访古志》著录的大量古写本和古刊本捆载而归。 据1932年编纂的《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的袁同礼序,1915年杨氏去世,其藏书被民国政府以三万五千银元买去,一部分藏于松坡图书馆(1916年梁启超为纪念蔡锷倡建),主要的书籍移往北京故宫西侧的寿安宫,并设立专用的书库保存和公开。之后,故宫的文物随政治的变动而辗转,因为预见到日军的进攻,1933年决定从北平迁往上海。数月间经过了5次转移,由火车搬运到南京后,一部分留在南京,其余由水路移送上海的法租界。1667部15906册的杨氏观海堂本就这样从北平运往上海。随即战况告急,1936年又运回南京,保存在道观朝天宫。之后,南京陷落,观海堂本被运往重庆、成都,分别在巴县、乐山、峨眉三地避难。日本投降后,于1947年终于被运回南京。但书籍的转运并未止于此,翌年南京中央博物院成立,之后,故宫文物又被运往台湾。1948年至次年,2972箱的文物在台湾基隆港卸货,由铁路运往台中,1966年迁往建于台北外双溪的新馆。这样,杨氏故去后约半个世纪,观海堂本终于有了安住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