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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担当 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们或有隐逸心态，或有狂士风骨，但当国家危亡关头，又往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担当。有一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古话，典型地表述了士大夫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责任感，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始创者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这里国家与天下不是同一个概念，以天下与国家相比，国家比较淡化，亡国是改朝换代，这是君主和当官们谋划的事，而仁义败坏，道德沦丧，才是百姓义不容辞的责任。关于这点，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解释说：“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认为保持道德比保持政权更重要，这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国家观，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乃是文化信念，是对中华文化的担当。古人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这不是武力的征服，而是指文化的治理和征服。虽然这是华夏中心主义，但却表现了古人对祖国文化的自信和优越感，这是封建时代爱国精神的体现。 然而，尽管士大夫们对中华文化有充分的自信，但在现实中却屡遭亡国之痛，尤其在明清之际，士大夫们身受国破家亡的痛楚，辗转反侧，痛定思痛，得出一个惊天动地的结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由此谱写了中国启蒙思潮的最强音，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唐甄的《潜书》。 这两个同时代而从未谋面的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君权至上的弊端提出质疑和抨击。黄宗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君道的失落，致使君主与天下人为敌：“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然则，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首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唐甄提出“势尊自蔽”的命题说，尖锐地指出，位置愈高，权力愈大，愈容易受到蔽目塞听，因此，权位至上有可能肇成祸国之源，这不在于他人所为，而是权力本身造成耳目闭塞的后果，这才有《抑尊》的篇章出世，明确提出抑制权力的主张，这样深刻地对权力集中之弊的思考，已接近“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现代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