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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生活风貌与文化担当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华读书报 刘志琴 参加讨论

    士大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它从先秦至清末延续有数千年的历史,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这一阶层已不复存在,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风貌仍然为现代人所向往,人们常用“最后的士大夫”来标榜某个现代学者,可见士大夫的魅力至今不衰。
    然而“士大夫”已是远去的历史,尤其经过极左思潮的扫荡,认为士大夫们养尊处优,予以鄙薄,以至对士大夫的生活风貌不甚了了。本文即以晚明士大夫为话题,再现知识分子先辈的生活风貌与文化担当。
    生活风貌是什么?是生活的情感、情绪、好恶和崇尚,是人类精神情绪的体现。士大夫往往有优越的经济条件,与生活在底层的贫民有别,但他们的追求和崇尚,又超越阶级限制,养育一代人的文化担当,展现了士大夫们的生活理想和追求。
    明清之际,思想活跃,人才辈出,“性灵说”“童心说”“情教说”风动一时,种种离经叛道、追新求异之说,说明这是生机勃发的时代。与士大夫们悠游岁月最贴近的生活意识,自有一番新的气象和追求。
    一、传统生活观念中的现代因素
    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问题。不同的国家、种族和地区的人们,生活需求相似,都需要吃饱穿暖,而理解各有不同,对于什么是生活?古今中外,从圣贤哲人到凡夫俗子,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说法。
    让生命延续,以求得生存,是生活的第一要义,从这意义上说古今中外都相同。然而生存虽是生活的第一要义,可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是活命的最低需求。人是有欲望的生灵,欲望受需求的激励,不断提升,当吃饱穿暖的生理要求满足后,就会产生安全保障、社会交往、情感归属和发挥个人才能的要求,从低级向高级逐步推进。欲望无止境,需求也就无止境,一种欲望满足后,又向更高级的欲望攀登,欲望不断,攀登不息,人类文明就是在欲望不断地满足和攀登中创造的业绩。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生活需求的五层次论,成为当今最能反映人类自由发展的重要学说。
    人类怎样才能达到自由发展?这有赖于人们在谋生之外有更多的时间由自己支配,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通常是指“休闲”,这有两种内容:一是休息、娱乐;二是自行选择爱好,发展特长,增加智慧和才干,这看似非物质形态,却兼有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的双重功能。对休闲,文化人是最敏感的阶层,他们都是有产有识之士,不愁衣食,不必为谋生操劳。读书、休闲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外都有相似之处,其中尤以休闲是生活价值的关键所在,中西文明古国各有各的特色。毫无疑义的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对休闲的价值愈来愈得到重视。这是生命活动的最佳状态,人类发展自我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西方思想史上提倡休闲,享受休闲,高度评价休闲作用的思想家不胜枚举,被中国学者忽视的是,明清士大夫对休闲的看法已蕴有现代因素,而在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几乎不置一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偏失。
    休闲,从字义的象形来看,“休”是人倚木而息;“閑”是倚门望月,都表现为一种宁静、安闲的状态,形象地表现了我们祖先对休闲的最初认识。明人说“休闲”,惯用的语词为“清闲”,别小看这一字之差,却有境界的不同。对“清”字,中国人是情有独钟,在汉语词汇中,许多美好的称誉,往往是清字当头。休闲以“清”当头,极大地提升了休闲的品位。
    明代士大夫从对“清闲”的欣赏中,表现出类似古希腊哲学家的价值观:
    “读书,最乐之事,而懒人常以为苦;清闲,最乐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乐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闲,莫若与高士盘桓,文人讲论。何也?‘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既受一夕之乐,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明.李渔:《闲情偶寄》“颐养部”)
    “春去春来,白头空自挨。花落花开,红颜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阴如过客。休慕云台,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莱,神仙真浪猜。清闲两字钱难买。”(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九十一“国朝”)
    他们渺视功名,浮云富贵,把清闲看成人生的最大快乐,不论是独坐空庭,或是谈学论辩,无拘无碍。静时,不是无所作为,“凭虚独得超然意,万物尽从静里观”。这是中国士大夫的思考方式,在明末风动一时,具有启蒙建树的李贽自称“四海闲人”,标榜“闲中无事,好与前辈出气”。“闲之中,可以进德,可以立言,可以了生死之故,可以通万物之理”(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表明中国思想家与古罗马哲人一样,也是在清闲中思考万物之理,所不同的是思考的内容不一样。在古代西方引起人们激辩的是世界的本原是水,是火,是气,还是数?这是对哲学的探讨。而中国士大夫热衷的是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身闲心不闲,念念不忘进德明理,所以清闲在中国士大夫中,也是一种立身处世的境界。
    晚明吏治腐败,党派纷争,皇帝不上朝,官员不理公务,相互间党同伐异,争名逐利,从中央到地方卖官鬻爵成风,官僚机构千孔百疮,正如万历首辅方从哲所说,国家机构已到了“职业尽失,上下解体”的地步。士大夫们自幼接受崇尚名节的教育,眼看朝政的败坏,有人为虎作伥;有人置若罔闻;有人变成假道学;但也有一批修身养德之士,在浊浪翻滚的官场中,不愿同流合污,激流勇退。在这种背景中,很容易出现两种人,即隐士和狂人,这在明代形成一道风景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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